《红色的起点》
叶永烈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完稿于1990年5月23日，最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1990年8月9日采访薛畊莘，书稿已经排好清样。当我把关于破解中共一大密探之谜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重大发现，填补了70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研究的空白。当时已经来不及补入正文之中，他们要我赶紧写了一篇《补记》，附于全书之末。这样，当《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在1991年1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书隆重出版时，也就揭开了70年前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之谜。
那篇《补记》，理所当然引起中共党史专家们的注意。我最初听到的质疑：薛畊莘所说的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充其量只是“口述历史”而已。薛畊莘本人并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仅仅凭借薛畊莘回忆其上司几十年前的一次谈话，依据不足。有人还质问：薛畊莘为何早先不说，有关人大多作古后才说?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的《补记》，还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了袁广泉所译的中译本：
在中国，对中共一大的研究细致入微，甚至有人查找寻致搜查会场的“侦探”的名字，还有人按照据说曾参与搜查的人物的回忆写出“传奇”，意在进一步搞清搜查时的实际情形。如果有租界当局的原始材料则另当别论，否则，连亲自参加了大会的当事人都记不清，不用说自称参加过搜查的人的回忆，更不可靠。这些都只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中共一大被赋予了多么特殊的地位。
石川祯浩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笔者。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关于程子卿其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
笔者从1921年、1922年的上海报纸上，查阅陈独秀在上海两度被捕的报道中，发现执行逮捕陈独秀这一任务者，就是程子卿！
1921年10月6日第14版《申报》报道：
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伙，当即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
也就是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是因为“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这时，距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不过两个多月。此处所谓“特别机关”，是指法租界巡捕房的特别机关。
1922年8月9日上午11时，陈独秀在住所——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又遭逮捕。
据1922年8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
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监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引者注：即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哦，又是程子卿，两度逮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而这两次逮捕发生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的一年时间里。
雪泥鸿爪，1921年、1922年上海报纸关于逮捕陈独秀的报道，从一个侧面证实薛畊莘的口述。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程子卿两度逮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明这个法租界的“包探”，一直在关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动向。这两则报道也表明，当年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极有可能就是法租界的“包探”程子卿此人。
此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查阅了公安部门保存的薛畊莘档案。从事上海史研究多年的许洪新先生从上海法租界档案等相关档案中查找了程子卿相关的资料。这样，借助于档案，对于程子卿的研究，逐步深入。
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畊莘先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乌海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点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引者注：指程子卿）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奉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畊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写出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今上海淡水路）。尽管薛畊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内蒙古的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然而这篇写于1968年的交代，倒是有力回击了“薛畊莘为何早先不说，有关人大多作古后才说”的质疑。
除了薛畊莘口述回忆程子卿身世之外，档案材料逐渐勾勒出程子卿的真实面目。
关于程子卿身世的档案，内中以程子卿在1951年2月18日写给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的自述，最为翔实（内中程子卿自称“市民”，用小字写）：
敬呈者市民程子卿字则周镇江人现年七十岁于一九一一年入上海旧法租界巡捕房任警士之职，旋升为侦探至一九二四年调充该捕房政事部为雇用督察办理调查新进职员资历及调查新申请成立之商业工会团体之事务一九三一年升任华人督察长迄租界被日伪接收为止租界接收后被迫留任督察长职市民本应即……
敬祈
监察是否毋须登记之处尚乞指示 无任感祷
谨上
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
市民程子卿敬具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住址建国中路一三七弄四号
这里程子卿所说“现年七十岁”是虚岁，而且是按农历计算。由于他出生于农历正月，按照公历应是生于1882年。
此外，还从档案中查到程子卿的诸多证件：
1942年8月17日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发出的程子卿特别身份证（第2号），写明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职务为“法捕房督察长”。这张特别身份证上盖有“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印章。当时汪伪政权统治上海，设上海为“特别市”（直辖市），直属南京汪伪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则自1927年7月7日起设上海为“上海特别市”）。
1943年3月1日上海法租界领事警察署所发职员证（编号为631号）程子卿证件，写着职务是“侦探督察长”（侦探警部主任），警号为501。证件上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同样盖有“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印章。1943年7月30日、8月1日,汪伪政府宣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程子卿的这一上海法租界领事警察署职员证是在汪伪政府收回上海法租界之前5个月发的。
1946年程子卿填写的“荣社入社申请书”文字第138号。荣社是上海青帮之下的三大社之一，即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荣社原名忠信社，取名于蒋介石为上海黄金荣私宅黄家花园的题词“文行忠信”。忠信社一度萧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重新活跃，改名荣社，这荣字来自黄金荣的名字。程子卿虽然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但是没有参加荣社，于是在1946年填写了“荣社入社申请书”，介绍人为杭石君、陈培德。杭石君为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经理，陈培德为上海英美烟厂工会主席，两人均为黄金荣心腹。程子卿在申请书上的“学历”一栏中写：“镇江高功书院肆业”。在“经历”一栏中写：“前法捕房政治部任督察长卅四年”，也就是说，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达34年（按照他1951年2月18日写给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的自述则应是35年），曾任政治部任督察长。在“现职”一栏中写：“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督察。”
1930年，程子卿与杨景德结婚。程子卿原本信佛。大约是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受到法国人的影响，程子卿夫妇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育有两女一子。
1954年，程子卿被捕，受到审讯。程子卿求助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使他免于入狱，安然回家。到了1955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欲再度逮捕程子卿，但有关部门以程子卿“无罪行，无活动，年老多病，无活动能力”为由，使程子卿免于法办。
程子卿跟宋庆龄熟悉，是因为孙中山、宋庆龄住在上海法租界，程子卿负责他们的安全，所以很早就认识孙中山、宋庆龄。内中，在1931年夏日，程子卿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要“出入小心”，“最近尽可能不要外出”。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因反对蒋介石受到蒋介石忌恨。在接到程子卿的告诫之后，邓演达并不在意。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遭蒋介石特务逮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
给宋庆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直企图监视宋庆龄，获知宋庆龄身边保姆李燕娥单身，便选美男特工与李燕娥恋爱，以求打入宋庆龄家中。程子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诉宋庆龄，使宋庆龄及时识破这一“美男计”。
薛畊莘先生曾经对笔者说，在1934年程子卿因帮助一位共产党人脱险，甚至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局的怀疑，曾经一度不让他参与机密。
新中国成立之后，程子卿赋闲在家，倒是薛畊莘长期遭受牢狱之苦。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颇有积蓄，在上海建国中路137弄建造4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直至1961年病逝。
程子卿的妻子杨景德在1980年患肺炎离世，终年83岁。
经过这些查证，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终于被诸多中共党史专家所认可。
2011年4期《同舟共进》杂志发表苏智良教授的《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一文指出：
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呢？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
2011年7月1日《南方周末》所载《党渐为人知的“秘密”》一文指出：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原本在上海召开，因一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而被迫中止。那个人是谁？……
这段历史谜团，在1991年出版的《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被首次解开。查清这段历史的是上海作家叶永烈，1990年，他拜访了曾在巡捕房工作的密探薛畊莘，老人正是程子卿下属。
笔者在2017年再度访问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发现该馆编印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一书148页上这么写道：
不料，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长衫的陌生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系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会场，朝室内的人东张西望……
这表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也认可了笔者的考证。
笔者因写作《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偶然从薛畊莘先生那里获知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并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中予以披露。对于破解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薛畊莘先生，笔者只是报道者而已。随着诸多中共党史专家和历史学者的加盟，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日渐深入，相信日后会挖掘出更加重要的档案资料，彻底揭开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
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在2006年102岁时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2008年9月7日薛先生病逝，享年104岁。
——摘自《红色的起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