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研究是我国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而中国的社会学经过40年的发展，到了建立自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候。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期，主要是以引进西方学术成果为主，在改革开放40年的当下，社会学者有责任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道路、模式。
上海的社会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研究社会转型，对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1月28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国转型社会学”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社会变迁研究会、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联合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2020）学术年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 新理念 新格局”系列主题论坛举行，来自上海和全国的社会学专家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并就此展开研讨。
大道无言，中国社会转型之义
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提出中国社会转型三个特点：高度总体化“大一统”国家政策形成并不断成熟；高度总体化的国家体制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境遇；中国的政体有极强的连续性。在此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变迁，没有走向西方市民社会，也没有走向激进式社会转型。她认为社会治理的转型是转型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社会，我们对转型社会学的阐述和解释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缺乏本土的经验分析框架，难以对西方解释框架和西方学者的偏见和误解给出强有力的回应。因此，我们要“从实求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社会学，不断推进对现有知识模式和知识范式的反思。
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提出“中国体验”，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最近40年中所经历的微观嬗变，涉及1978年后开始的迅即和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以及在转型背景下作为一个现实整体的中国人的精神嬗变，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虽然这些转型是中国的，但是同样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中国当代的转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而且对那些和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民族和国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社科院张翼教授将我国社会转型分成两个阶段，分别为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和工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指出由温饱型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再到建成基本现代化以及全面现代化国家转型过程中，既有向预期目标转型的力量推动，同时也有一定风险。面对转型风险，中国社会在国家主导下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他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转变、人口红利和结构方式的转变，加之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等原因，化解了社会矛盾，创造了社会安全的大环境，形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奇迹，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取得的重大成果。
以实求知，中国社会转型之理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梳理了整个农政问题的引进脉络，指出农政问题包含农民、农业、农村和土地等方面，非常适合分析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认为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本来可以在多年来“三农”问题基础上转向农政问题这一国际话语，而并非否定社会科学本土化概念的重要性，更不是一味将西方概念生搬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他从政治和策略辩证、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学术理论研究以及政治和政策行动选择等方面进一步阐述农政问题，提出我们应该重拾农政问题，来构建中国农政理论的转型。
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认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变与不变，重点在于基于何种框架下进行讨论。虽然中国的社会转型关注的是变化，但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发展中那些不变的部分，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同样也有可能在转型过程中形成新的比较固定的社会底蕴。他认为应该思考由此形成的理论与古典社会学有什么差异，而且需要认识到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以及面对社会学理论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问题。
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一个社会变迁。他分析了转型经济时代产业结构变化、基层结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农村贫困问题、高等教育，展现了过去40多年中国转型的一些变化、进步以及经验，总结了中国转型对国内和国际的影响。他认为，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背景下，所以要把中国的转型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研究。
知行合一，中国社会转型之为
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剖析了后疫情时期如何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对后疫情时期和网格化管理进行概念界定和相关背景分析，并结合社会发展介绍网格化的引进脉络和发展历程。他以疫情时期长春的“三长制”（网格长—楼长—单元长）为例，通过实践探索，指出疫情让网格化治理进一步深化完善，并且增强了网格的覆盖性。他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是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并认为转型社会学既要有宏观的理论架构，同时也要关注基层治理格局变迁中的一些深层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对社会基础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然后结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翼等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以社会学的视角对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进而指出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能仅仅看市场、企业，还应当看企业、市场所坐落的地方空间。地方空间社会基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就是理解和发现区域发展目标难以实现的关键。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就要以积极化解区域发展与社会基础不平等的问题为前提，包括大力推进基层社会网络化发展，激发进取的社会活力以及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指出，收入陷阱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他将社会治理与中等收入陷阱相结合，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探讨了以往学者对收入陷阱的讨论和存在的困惑，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比经济学概念更为宏大的社会治理问题。他引用亨廷顿的理论加以阐释，进一步引出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紧张。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和治理，提出要使中等收入群体在经济上有保障，在政治上有关注，双管齐下，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