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近视眼，一目了然。关于他第一次配眼镜的时间地点，韩石山《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这样说的：
也是在开智学堂上学期间，他的眼睛近视了，家里给配了眼镜。第一次戴上眼镜，天已昏黑，在硖石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去走走路。把眼镜试戴上去，仰头一望，异哉，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张着几千百支银光闪烁的神眼，一直穿过他的眼镜眼睛直贯他灵府的深处，不禁大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志摩读小学时，家里给他在硖石配了眼镜，志摩第一次戴上眼镜，走在硖石的泥城桥上，整个场景都发生在徐志摩的家乡硖石。可惜，这番话实在是师心自用，不符合事实。
这段文字见于徐志摩《雨后虹》，原话是：
我记得我十三岁那年初次发现我的眼是近视，第一副眼镜配好的时候，天已昏黑，那时我在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走路。把眼镜试带上去，仰头一望，异哉！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张着几千百只指光闪烁的神眼，一直穿过我眼镜眼睛直贯我灵府的深处，我不禁大声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徐志摩说自己13岁，应为虚岁，所以是1908年之事，当时，志摩确实在硖石的开智学堂上学，这一点没说错。但是韩石山平添了两个元素，是徐志摩原文中没有的，即“家里给配了眼镜”和“硖石泥城桥”，这两个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既然是家里配的，也就是在家乡配的，所以就走在了硖石的桥上。但是志摩的眼镜不可能在硖石配，硖石也没有“泥城桥”的地名，这仅仅是想当然耳。
先看看泥城桥的问题，泥城桥其实在上海，目前，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西藏路桥”，在上海的闹市区西藏中路上，横跨苏州河。因此有人认为，徐志摩当年走的是这座桥，也就是走在西藏中路上，走上西藏路桥，即泥城桥，跨过了苏州河，那也是错解。当年，徐志摩不是走在如今的西藏中路上，因为那时的西藏中路还是一条河，叫做“泥城浜”，徐志摩是走在南京路上，走上泥城桥，跨过了泥城浜。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河与桥，苏州河是东西向的，泥城桥位于西藏中路，是南北走向的；但那时的泥城浜是南北走向的，泥城桥在南京路上，是东西走向的。
那么，上海人为什么把西藏路桥称为泥城桥呢？说来话长。
泥城桥因泥城浜而得名。泥城浜原是条“护界渠”性质的人工河，由英租界开挖，始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到1863年完工，成为连接洋泾浜（即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的“泥城浜”。1863年10月起，公共租界工部局着手在泥城浜进行丈量和设计，先后建起四座桥，因横跨泥城浜而都被称为“泥城桥”：北泥城桥（位于今西藏中路苏州河南堍）、中泥城桥（大致在今凤阳路西藏中路口）、泥城桥（大致在今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南泥城桥（大致在今广东路西藏中路口）。南京路上的一座就叫“泥城桥”，徐志摩当时走的，应该是这座桥。
1912年泥城浜被填没，当年泥城浜东侧沿河浜有条小路叫西藏路，河道填没后，成了大道，就是现在的西藏中路。20世纪20年代，建造了新的泥城桥，成为上海南北主干道西藏路上横跨苏州河的一座桥梁，正式的名字叫“西藏路桥”，但上海人由于历史上的泥城桥名气响亮，习惯仍然叫“泥城桥”。
徐志摩第一次配眼镜理应在上海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硖石甚至海宁都没有眼镜店，即使上海的眼镜店也不多。20世纪初，英国人约翰·高德（John Goddard）在上海开设了“高德洋行”，专营机磨验光眼镜，据称是上海首家西式眼镜店。后来其他洋人也效仿此举，如托拔丝（Tobias）开设了“明晶洋行”，英籍犹太人雷茂顿（Riaiton）开设了“雷茂顿洋行”。1911年曾在高德洋行工作过的中国员工筹资开设了“中国精益眼镜公司”，才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的机磨验光眼镜店。
但据笔者查找，1903年8月27日的《新闻报》第七版，有明晶洋行配眼镜的广告，这是目前能查到的上海报刊上最早的眼镜广告（下图）。简言之，1908年的徐志摩要配眼镜，只能到上海，在那几家洋行配。
据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记载，当时上海也只有13家眼镜店，著名的如精益、精华、高德、明晶等9家全都集中在南京路。因此当年徐志摩应该是在南京路配了眼镜，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走上了泥城桥戴上新配的眼镜，喜出望外。
当时徐志摩才十三虚岁，一个孩子跑到上海配眼镜，似乎不太可能，应该是父亲徐申如带他去的。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也是近视眼，早早地配了眼镜，随着机磨验光眼镜的出现，趋时务的徐申如替儿子配一副机磨验光眼镜，是极其自然的事。加上徐申如屡次到上海，对上海十分熟悉，所以帮志摩配眼镜也是轻车熟道。
徐申如第一次到上海坐的是轮船，1882年，上海招商局“骅利号”开辟了申硖客运专线，两年后，即1884年的暑假，徐申如随父亲一同坐“骅利号”前往上海，这一年，徐申如十三虚岁。
以后，徐申如兴办新型产业，结交各方名流，加上硖石到上海的铁路开通，他到上海更是熟门熟路，就在徐志摩配眼镜前不久，徐申如流连上海多日。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初八日（12月12日）：“午刻，汤蛰先邀饮九华楼，座间晤缪小山、徐申如。”蛰先是汤寿潜的字，汤寿潜是位风云人物，当时与郑孝胥、张謇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担任副会长。缪小山（亦作筱珊），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海内知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
晚清上海的九华楼有两个，一家是著名的徽菜馆，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风头一时，是上海徽菜馆的大牌。另据晚清朱文炳《海上竹枝词》云：“扬州馆子九华楼，楼上房间各自由。只有锅巴汤最好，侵晨饺面也兼优。”这个“九华楼”则为扬州馆子。他们到底在哪家“九华楼”聚餐，难以确考，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在徽菜馆。
两天后，郑孝胥日记又说：“午后，诣日辉（晖）港，与蒋抑之、沈新三、徐申如、刘厚生、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晚上，徐申如还和郑孝胥等一起吃花酒。
所以，徐志摩的眼镜是父亲陪同下在上海配的，当无问题，这大概也是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只是徐申如没有继续陪儿子玩，却让志摩的“一个朋友”陪着走走路，可见徐父对儿子并非娇生惯养，志摩也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孩子。凑巧的是，徐申如和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都是虚岁十三，想想这一对都属猴子的父子，真是“猴子称大王”。
三年后，郁达夫和徐志摩成为同班同学，达夫称志摩是：“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这副眼镜对郁达夫印象太深刻了，想当然，这是徐志摩的原配眼镜，于是我们知道了，“神眼闪烁”的那晚，志摩配的是“金边眼镜”。
从此，“金边近视眼镜”成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徐志摩形象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