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李春芬（1912—1996），地理学家。江苏兴化人。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43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加拿大第一个地理学博士学位。1946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所长、副校长，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地理教育委员会通讯委员等职。毕生从事地理教育，对区域地理和美洲地理有深入研究。专著《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和《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于1991年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卷》《辞海·世界地理分册》《世界各国知识图典》《上海地名辞典》等大型工具书，发表《秘鲁200里海洋权的地理分析》《区域地理：问题和展望》《地理学的传统与近今发展》等多篇论文。
李春芬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和区域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12年10月10日，李春芬出生于江苏兴化白驹镇。祖父习武，曾举武秀才。其父李拱辰改业中医，经营中药铺为生。李春芬幼年入私塾，12岁时转读小学，1927年入兴化县立初级中学。三年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省立南通中学普通科。在南通读书的几年里，他亲见张謇兴实业、办教育的壮举，读书人的心里悄悄地种下了兴邦强国的种子。
1933年，李春芬同时被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录取，择中央大学外语系入，次年转入地理系。1937年毕业后留校任地理系助教。抗战爆发，迁校陪都。彼时的重庆沙坪坝，日机常常夜间来袭。李春芬便伴着烛光苦读中外地理名著。两年时间，浏览学术著作20余册，并留下了其中8部专著的详细笔记，就此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1939年，他以地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却因欧战爆发暂缓赴英。其间，庚款委员会指定李四光和黄国璋两位教授为其导师，进行学术准备。1940年，李春芬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受教于国际著名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
1943年6月，多伦多大学90多岁的老校长亲手将加拿大第一张地理学博士学位证书颁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便是李春芬。
为此，一张俊朗的东方学人的面孔便留在了多伦多《明星报》的版面上。至今，这个故事依旧是中加地理学家碰头时，寒暄之初的不二素材。
同年秋，李春芬赴美国哈佛大学地质地理系从事博士后研修，师从地理学家惠特莱锡（D.Whittlesey）。 1944年,李春芬就任美国内政部地名局专业四级区域地理学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这份读书人的担当，让李春芬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1946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李春芬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开授地学通论、北美地理、地理学史、聚落地理等课程。忆初识恩师时的情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陈吉余曾道：“还在遵义的时候，听说李先生要就任浙大教授，大家都对他仰慕不已，翘首以待。1946年下半年先生回国，我也从贵州复员杭州，遂即前往探访。先生以当年地理学发展趋势相告，以国外研究成果相示，嘱以扎实学习、认真工作相勉。”
杭州解放前夕，一路溃败的国民党疯狂迫害爱国师生的民主运动，李春芬毅然应浙大学生自治会之邀，为其发行的纪念册《求实桥》撰写首篇教师文章，其追求真理的勇气与浩然正气令人钦佩。
一口气筹建了三个地理系（科）
新中国成立之际，百废待兴，学界亦然。对于学人而言，是挑战，更是报国之时。
李春芬一口气先后主持筹建了三个地理系（科）：1949年杭州解放，浙大史地分家，李春芬受命担任地理系主任。新系成立，诸事周全，亲自任教，开设新课，系务和教学不遗余力，浙大地理系蒸蒸日上。1951年，李春芬兼任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地理科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地理系调整至新设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于是，李春芬再任华东师大地理系主任。
建系之初，李春芬和他的团队可谓白手起家。房子一间，藏于校园一角；图书寥寥，只堆了半个书架；虽授地理，却一幅裱好的挂图也没有。
教书育人做学问，为师者肯定是最宝贵的财富。科系初创，需要配备的师资甚多，李春芬一一聘请，一方面尽力延聘胡焕庸等名师“加盟”，另一方面着手聘请兼职教授以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添置图书设备，他亲自过问，事必躬亲，事无巨细。
师范教育特别重视课堂教学，每门课都需有教学大纲，每堂课需有教案，教师必须认真备课。李春芬以身作则，教材逐年添加新的内容，教案、备课一丝不苟，堪称教师表率。
很快，地理系的工作便有了起色。1954年，保加利亚地理学家毕遂柯夫教授来到华东师大地理系参观，他感慨道：即便在欧洲大陆，这样的地理系也是不多见的。
作为系主任，他要求每一部门打好基础，加强野外实习，达到学以致用的要求。他带领全系400余位师生在长江三角洲开展地理调查，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地理科学内容。1956年，根据美国建设特色地理系的经验，李春芬提出以长江三角洲作为向科学进军的阵地和突破口，并大力支持建系之初随之来沪的陈吉余开拓河口海岸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
针对国家需求，设置专门研究机构。195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联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河口研究室成立,陈吉余任研究室主任。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60年后，在第四届“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暨首届“春芬论坛”上，言及恩师，96岁高龄的陈吉余院士数次激动地说道：“师恩难忘。”正是在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陈吉余选择了水文地理研究方向，并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服务60余年。李春芬多次派陈吉余野外调研，陈吉余说：“李先生非常重视课堂理论与野外实践相结合，地理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华东师大地理系初现规模后，李春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他在全国率先开设聘有苏联专家的自然地理教师进修班，招收自然地理研究生班。
改革开放后，李春芬成为了国内第一位区域地理专业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便是为人师者最大的幸福。
掌舵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26年时间里，李春芬倾注毕生精力，带领全系师生，将地理学培育、壮大成为全国一流学科。将华东师大地理系的招牌越擦越亮，直至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研究的重镇，依旧未曾放慢前进的步伐。
而后,李春芬历任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及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
他热爱地理科学事业，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地理学会工作。自1963年起，李春芬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作为我国世界地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20余年间他提倡区域地理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笔耕不辍，发表学术论文《区域地理：问题与展望》《我国世界地理研究的现状和今后的任务》《如何提高世界 （区域）地理的教学质量》《中国世界区域地理的研究概况》（英文）等，从理论层面廓清世界地理发展的方向。
作为我国世界地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组织全国地理工作者，协力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卷》《辞海·世界地理分册》大型工具书和《世界钢铁地理丛书》《世界农业地理丛书》两套世界地理系列著作，为学科建设鞠躬尽瘁。
作为我国世界地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李春芬积极创办学术期刊。直至上世纪70年代，国内尚无属于世界地理研究者自己的学术园地。1980年，李春芬创办《世界地理集刊》，并亲任主编。至此，世界地理学人终于有了发表、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1992年该刊物经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批准，获得正式期刊刊号，并更名为《世界地理研究》。
李春芬还曾担任上海市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地理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中学地理教材顾问、高等学校理工科教材地理组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理学组成员，为繁荣我国地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花甲之年的李春芬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9年9月，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荣光与梦想，对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求索与奋斗的李春芬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做学问，就要做出一流的成果
“做学生，就要做一流的学生；做学问，就要做出一流的成果；办地理系，就要办一流的地理系”，李春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研究涉及自然地理、理论地理、城市地理、农业地理、区域地理等学科领域，尤以世界区域地理的成果最为卓著。在其出版的学术著述中，区域地理作品数量约占2/3，其中以世界地理为主。
1919年，在地理学分类体系图中，著名地理学家费尼曼（N.N.Fenneman）将区域地理置于地理学的核心位置。上世纪30-40年代，此观点盛行一时，被学界广泛接受。受此影响，多伦多大学留学期间，李春芬便将“加拿大西安大略格兰德河中游河谷的区域地理研究”设定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自此，区域地理就成为了其毕生砥砺深耕的主要方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李春芬对我国世界地理研究做了系统反思。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的现象描述，缺乏提纲挈领的综合构思，因而缺乏整体感。
以对立统一学说为指导，李春芬提出了“地理环境结构的整体性和差异性”。理论体现了地理环境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反映了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两大特点。且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两大特点是不能分割的，两者密切结合，相互依存。一方面，综合性立足于地区，离开地区就不是地理学的综合；另一方面，区域性也离不开综合性，即离不开区域内部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
“一个洲的独特性，一方面体现了该洲的整体性，同时也是有别于其他各洲的特殊性；这有别于其他各洲的特殊性，又体现了整个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李春芬的两部专著 《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科学出版社，1962年）和《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均以该理论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对于以现象描述为主的传统世界地理研究模式是颠覆性的历史突破。
通过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动态分析，李春芬揭示了地理环境中“一个要素的变化可导致其他要素的变化以致地理环境总体特征的变化”，从而进一步阐释了地理环境内在紧密联系的整体性。
李春芬一贯重视基础教学。一来，基础教学是学生学好后继课程和提高课程的前期准备；二来，授之以渔。推开自学的大门，学生方能行至高远。作为系主任，他身体力行，亲设基础课程，讲授地学通论长达六年之久，并开设地理名著选读、精讲芬奇（Vernor Clifford Finch）的 《地理学原理》（Elements of Geography）等课程。即便后来讲授的各洲自然地理，也具有一定的基础教学属性。
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中，李春芬亲自开设专业文献课，从组织材料到教学流程，均采用“系列化”和“循序渐进”的方法。他为学生选取的三篇地理文献，在内容上相互联系，在层次上则呈递进的阶梯，其教授方式有明显差异。对于第一篇文献，李春芬逐句讲解，选段翻译，亲加评述，并要求学生写作全文摘要；对于第二篇文献，李春芬只做概要介绍，再由学生阅读后，写作心得体会；对于第三篇文献，则全由学生自学，编写报告，最后师生讨论，进行总结。对此，为学生者——华东师范大学汤建中教授的体会是：这种“系列化” “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十分有助于学生的能力提高，让人深受教益。
“一个人做学问，从一个词、一个字就能看出他的功底。”
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解释、解决问题，才是李春芬做学问不变的初心。
“李春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陈吉余院士曾说：“李先生在地理科学方面，其学术渊博，可谓难见其项背。先生的地貌学修养，作为学生，深感敬仰。人文地理方面我曾听过先生的聚落地理，确是自然、人文地理综合的体现。先生更以毕生之力，开拓外国地理的研究，以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需求；先生著书立说，以应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科学基础。先生从地理学的地域观点出发进行综合分析，对一些国际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
20世纪中叶，区域地理研究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上面，面向问题的目标导向不清、深入探讨问题的研究动力不足，以致学科发展的滞后性逐渐显现。为此，李春芬明确指出，只有从问题出发，学术成果才有现实意义，地理学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只有如此，区域地理学科振兴方能实现。
早在1948年，针对矛盾集中且尖锐的中东问题，李春芬便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地理因素看圣地纷争》，明确指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内在矛盾和外在因素纠葛在一起造成的，症结在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归根结底是土地和经济的问题，绝非单纯的宗教和民族矛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照中东地区的现状，重读先生的文章，不禁赞叹作者见解之深刻，让人透过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
“一个人做学问，从一个词、一个字就能看出他的功底。”李春芬如是说。
上世纪70年代，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纷纷大声疾呼“各国有权合理确立领海和管辖范围”，一时间海洋权益成为国际热点。为此，李春芬发表了《拉丁美洲国家为保护本国海洋资源而斗争》《秘鲁200里海洋权的地理分析》等学术论文。前文因紧密配合了当时行将召开的国际海洋法会议而备受关注，旋即被《北京周报》译成英文刊发。后文则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分析了秘鲁深厚的鸟粪层与众多的海岛、丰富的渔业资源、近岸的洋流循环与干旱的气候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对于发展秘鲁民族经济的重要性。通过阐释秘鲁洋流的生物界限与200海里的高度吻合，科学论证了200海里海洋权的合情与合理,也为自然地理学如何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区域地理研究如何面向实际等问题树立了典范。
李春芬面向问题研究世界地理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对于今日的学科建设依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为地理学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赋予地理学特别是世界地理学科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地理学者应当充分发挥地理学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优势，深化世界国别和区域研究，推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深度融合，不断为我国国际合作打下学理基础，把学科水平推升到一个新高度。
李春芬常常告诫他的学生：“研究学问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既要细水长流，也要紧赶时势。”
如此通达，唯大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