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读吴小如（1922-2014）先生学术短札，获益匪浅，印象最深者是关于尺牍谦词“愚”的讨论。小如先生在《称“兄”道“弟”及其他》与《长辈对晚辈的谦称》两篇文章中，认为“愚”字是“以上对下、以尊对卑、以长对幼的所谓‘谦词’，平辈之间是不能用的”，“称‘愚’的一方必须辈分大，或年龄长，或社会地位高，才有资格向对方如此自谦”，“长辈可对晚辈自称‘世愚弟’，这个‘愚’便是长辈对晚辈的谦称”。此后，凡遇书画作品或文人尺牍，笔者即对上下款尤为留意，也发现有些情形不尽如小如先生所言。查阅相关资料，始知语文学界对小如先生的观点，早有辩驳之文发表，但所用论据多是《西游记》《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语言材料，而于晚近文人信札等却付诸阙如，似有隔靴搔痒之嫌。“愚”、“愚弟”在文人尺牍中究竟如何使用，仍觉有“闲话”一番的必要。
以“愚”自称，其来久矣。清人梁章钜《称谓录》卷三十二“谦称”类中收录“愚”、“下愚”，引诸葛亮《出师表》：“愚以为宫中之事”（梁章钜案：皇侃《论语义疏》：“愚，不达之称也。”）及华覈《自责文》：“猥命草对，润彼下愚”。《称谓录》未收“愚弟”，可知“愚弟”应是一个较为晚近的词，早期典籍无征。福格（1796-1870）《听雨丛谈》卷六《名刺》记载了清道咸间称谓情况：
“……此康熙年中事。今又二百年，风气益变，全无前称。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亦称‘同学弟’；若子侄之师，则互称‘通家弟’；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与州县称‘寅弟’，与下僚称‘年家眷弟’。”
就现有文献材料而言，“愚弟”的频繁使用主要在明清时期，尤在清中期以后，晚清民国仍在延续。
1935年至1938年间，开明书店出版了《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由夏丏尊与叶圣陶两位语文大家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三联书店分别于1985年、2008年再版。此书第八课“书信和礼仪”说：
“书信里的称呼向来是很复杂的。称对手的有‘仁兄大人’、‘阁下’、‘足下’、‘执事’、‘台端’、‘左右’等等，自称的有‘愚弟’、‘鄙人’、‘不佞’等等。现在改得简单了，除彼此有特殊称呼的以外，一般的尊称是‘先生’，知友称‘兄’，自称是‘鄙人’或‘弟’。‘我’字向来是不常用的，现在不妨用了。”
据夏、叶二老举例，“现在”之前的晚清，常用书信自称有“愚弟”、“鄙人”、“不佞”等；“现在”即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的时期，“愚弟”、“不佞”已不常用，多用“鄙人”或“弟”。这一段文字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况，但只是一般情况，具体使用则因人而异。例如周作人虽写白话文，文中却常爱以“不佞”自称。至于“愚弟”，1949年后也仍有使用。林散之（1898-1989）与启功（1912-2005）同为20世纪后期书法大家，林散之年长14岁，属于长辈。作为晚辈的启功曾在上世纪70年代致函林散之，景慕求教之意溢于言表（信中言“倘蒙恕其烦渎，当时修笺牍，以求教诲”）。林散之给启功回信，落款书“愚弟散之上”（下图），用谦辞“愚弟”自降一辈，以体现书信交往礼仪。今日长辈与晚辈书面交流，也会以“弟”自称，“弟”前加“愚”则较少了。
小如先生说“平辈之间是不能用”“愚”的，这一判断过于绝对了。就笔者所寓目的书画及尺牍材料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愚弟”确是“以上对下、以尊对卑、以长对幼”的自称谦词；但平辈之间用“愚弟”也是存在的。2018年中国嘉德拍卖推出“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内有一通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1730-1802）致学者毕沅（1730-1797）的信，上款为“灵岩山人阁下”，下款为“年愚弟王文治顿首”。王文治与毕沅同岁，又同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毕沅为状元），故王文治以“年愚弟”自称。
晚清民国，“愚弟”仍然可以在平辈间使用。《陈垣来往书信集》收录了柳诒徵侄孙柳肇嘉致陈垣（1880-1971）的五通信，其中三通落款“弟柳肇嘉”，一通落款“愚弟柳制肇嘉”。柳肇嘉生年，《京江柳氏宗谱》作“1884年”，《两江师范学堂学生名录》作“1886年”，年龄应比陈垣小四五岁左右。《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录一通伍元芝（1865－1923）致汪康年（1860-1911）的信，上款书“穰卿仁兄同年大人阁下”，落款书“年愚弟伍元芝顿首”，伍元芝比汪康年小五岁，谊属同辈。以上两例，自称“愚弟”者都比对方年幼，是名副其实的“弟”，但岁数相差并不太多，仍可视作同辈。如果两者年龄差太多，至十四五岁甚而更多，则不再属于同辈，年长者仍可谦称“愚弟”，年幼者就万不能自称“愚弟”了（因此时已体现不出谦虚）。据说当年梁启超（1873-1929）第一次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时，投刺署款：“愚弟梁启超顿首拜”，年长36岁的张之洞极为恼怒，后来就有了一副对联：“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明了“愚弟”的使用情形，就能帮助我们辨识一般书画出版资料中的舛误。例如某出版社2017年曾出版一套十三卷的《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精品大系》，其中《书法卷下》收录一副清代对联：“识渊鱼之所乐，驾天马以同游”，作者是宋诗运动倡导者程恩泽（1785－1837），下款书“年愚弟程恩泽”，上款书“桂山仁兄大人正”。桂山即孙三锡（生卒年不详），字桂山，一字桂珊，一作桂三，号怀叔，浙江平湖人，工篆、隶，精鉴古。《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精品大系》在这副对联旁标注孙三锡的生卒年为1762—1806，这是明显错误的，孙三锡绝无可能年长程恩泽23岁，因为后者绝无可能对年长自己23岁的人自称“愚弟”。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晚辈不能自称“愚弟”，而是晚辈不能自称“弟”。晚辈不是不可以用“愚”，只是不能将“愚”与“弟”搭配使用。小如先生说：“称‘愚’的一方必须辈分大，或年龄长，或社会地位高，才有资格向对方如此自谦”，“长辈可对晚辈自称‘世愚弟’，这个‘愚’便是长辈对晚辈的谦称”。小如先生这一判断若加在“弟”这个词上，或许更合适。我们不妨说，“弟”才是长辈对晚辈的谦称，“愚”则并非如此。明清以来，晚辈固然不可对长辈自称“愚弟”（实则是不可称“弟”），但晚辈可以自称“愚侄”、“愚婿”、“愚儿”等，因为这里的“侄”、“婿”、“儿”等已经表明辈分，前面再冠以“愚”字，还是符合书信交往礼仪的。清代这方面的例子自不必赘述，民国以来仍然存在这样的传统，不妨以最近初版的《蘧草法帖》为例。
《蘧草法帖》收入王蘧常五百余通尺牍，从最早一通致王国维（1925年）到最晚一通致王兴孙（1989），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是了解、研究二十世纪文人尺牍变化的重要材料。《蘧草法帖》收录了王蘧常（1900-1989）致张元济（1867-1959）的信札共三十九通，最早一通在1928年，最晚一通在1954年。三十九通信中，上款基本都是“菊老年伯大人尊前”，下款书“年愚侄”最多，共26次。王蘧常父亲王甲荣（1850-1930），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是年同中举人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梁启超等。张元济与王甲荣两人为同年，故王蘧常可在张元济面前自称“年愚侄”。王蘧常最早对张元济自称“年愚侄”是在1928年，那年他29岁，任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教员，同时在大夏大学兼课。王蘧常给张元济写信的目的，是“以家累重”，托这位“年伯”向另一位“年伯”——时长第一交通大学的蔡元培“谋兼课”。29岁的王蘧常，绝非小如先生所谓“辈分大，或年龄长，或社会地位高”，但仍不妨其用“愚”，不妨自称“年愚侄”。
要之，“愚弟”属于长辈对晚辈的谦称，偶尔也见于同辈（年龄比对方略小数岁者亦可用以自称），不可用于晚辈对长辈。晚辈对长辈也可以用“愚”，但与“愚”搭配的词不能是“弟”，而应是表示晚一辈的称谓词。以上对吴小如先生的观点略作补正，由于掌握材料有限，所论或有疏误，还请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