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摄影：新华社
《北京文学》是我的“福地”，我是从这块“福地”走出来的。1985年9月，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走窑汉》，这篇小说被文学评论界说成是我的成名作。林斤澜先生另有独特的说法，他在文章里说：“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上了知名的站台。”汪曾祺先生也曾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我的老家在河南，1970年7月，我到河南西部山区的煤矿参加了工作。我一开始写的小说，在河南的《奔流》和《莽原》杂志上发表得多一些，一连发表了八九篇吧。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的刘恒，看到我在河南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写信向我约稿。我给《北京文学》写的第一篇小说《对象》，发表在《北京文学》1982年第12期。大概因为这篇小说比较一般，发了也就过去了。但这篇小说能在《北京文学》发表，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难忘的。我认为《北京文学》的门槛是很高的，能跨过这个门槛，对我的写作自信增加不少。刘恒继续向我约稿，他给我写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在信中说：“再一次向你呼吁，寄一篇震的来！把大旗由河南移竖在北京文坛，料并非不是老兄之所愿了。用重炮向这里猛轰！祝你得胜。”刘恒的信使我受到催征一样的强劲鼓舞，1985年夏天，在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断层》之后，紧接着就写了短篇小说《走窑汉》。写完之后，感觉与我以前的小说不大一样，整篇小说激情充沛，心弦紧绷，字字句句充满内在的张力。我妻子看了也说好，她的评价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这篇小说我没有通过邮局寄给刘恒，趁一个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直接把小说送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那时我家住在建国门外大街的灵通观，《北京文学》编辑部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家离编辑部不远，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可到达。因为那天是休息日，我吃不准编辑部里有没有人上班。我想，即使去编辑部找不到人也没什么，我到长安街遛一圈也挺好。我来到编辑部一间比较大的编辑室一看，有一个编辑连星期天都不休息，正在那里看稿子。而且，整个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那个编辑是谁呢？巧了，正是我要找的刘恒。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刘恒接过我送给他的稿子，当时就翻看起来。一般来说，作者到编辑部送稿子，编辑接过稿子，会说，稿子他随后看，看过再跟作者联系，不会立即为作者看稿子。然而让我难忘和感动的是，刘恒没有让我走，马上就为我看稿子。他特别能理解一个业余作者的心情，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作者着想。刘恒在一页一页地看稿子，我就坐在那里一秒一秒地等。他看我的稿子，我就看着他。屋里静得似乎连心脏的跳动都听得见。我心里难免有些打鼓，不知道这篇小说算不算刘恒说的“震”的，亦不知算不算“重炮”，一切听候刘恒定夺。在此之前，我在《奔流》上读过刘恒所写的小说，感觉他比我写得好，他判断小说的眼光应该很高。小说也就七八千字，刘恒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看完了。刘恒的看法儿是不错，挺震撼的。刘恒还说，小说的结尾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我的小说结尾出乎他的预料，刘恒的做法也出乎我的预料，他随手拿过一张提交稿子所专用的铅印稿签，用曲别针把稿签别到了稿子上方，并用刻刀一样的蘸水笔，在稿签上方填上了作品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
1985年9月号的《北京文学》，是一期小说专号。我记得在专号上发表小说的作家有郑万隆、何立伟、乔典运、刘索拉等，我的《走窑汉》所排列的位置并不突出。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对作品排在什么位置并不是很在意，看作品也不考虑作者的名气大小。对于文学杂志上出现的新作者，大家带着发现的心情，似乎读得更有兴趣。
小说发表后，我首先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反应。王安忆看了《走窑汉》，很是感奋：“好得不得了！”她立即推荐给上海的评论家程德培。程德培读后激动不已，随即写了一篇评论，发在1985年10月2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评论的题目是《这“活儿”给他做绝了》。程德培在评论里写道：“短短的篇章，它表现了诸多人的情与性，爱情、名誉、耻辱、无耻、悲痛、复仇、恐惧、心绪的郁结、忏悔、绝望，莫名而无尽的担忧、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甚至生与死，在这场灵魂的冲突和较量中什么都有了。这位不怎么出名的作者，这篇不怎么出名的小说写得太棒了！”当年，程德培、吴亮联袂主编了一本厚重的《探索小说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走窑汉》。后来，王安忆以《走窑汉》为例，撰文谈了什么是小说构成意义上的故事，并谈到了推动小说发展的情感动力和逻辑动力。说实在话，在写小说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王安忆的分析，使我明白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对我今后的创作有着启发和指导意义。
北京方面的一些反应，我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听到的。有年轻的作家朋友告诉我，在一次笔会上，北京的老作家林斤澜向大家推荐了《走窑汉》，说这篇小说可以读一下。1986年，林斤澜当上了《北京文学》主编。在一次约我谈稿子时，林斤澜告诉我，他曾向汪曾祺推荐过《走窑汉》。汪曾祺看过一遍之后，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好。林斤澜坚定地对汪曾祺说：你再看！等汪曾祺再次看过，林斤澜打电话追着再问汪曾祺对《走窑汉》的看法。汪曾祺这次说：是不错。汪曾祺问作者是哪里的，林斤澜说：不清楚，听说是北京的。汪曾祺又说：现在的年轻作家，比我们开始写作时的起点高。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会上，林斤澜把我介绍给汪曾祺，说这就是刘庆邦。汪曾祺像是一时想不起刘庆邦是谁，伸着头瞅我佩戴的胸牌，说他要验明正身。林斤澜说：别看了，《走窑汉》！汪曾祺说：《走窑汉》，我知道。
可以说，是《走窑汉》让我真正“走”上《北京文学》，然后走向全国。将近四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在《北京文学》发作品，有时一年一篇，有时是一年两篇。在《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专门统计了一下，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了35篇短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还有七八篇创作谈，加起来有60多万字，出两本书都够了。
走窑汉，是对煤矿工人的称谓。我自己也曾走过窑。煤还在挖，走窑汉还在“走”。我持续不断地写作，与走窑汉挖煤有着同样的道理。“走窑汉”往地层深处“走”，是为了往上升；“走窑汉”在黑暗里“行走”，是为了采掘和奉献光明。
2020年1月20日至22日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