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沈昌文先生一个月前在家中吃上海友人快递来的醉蟹。本文是沈公2004年12月19日发表在《 笔会》的文章，原题“陈原的几句外国话”，追记他与出版界大前辈陈原先生的交往。而今，沈公也离开我们了（今天凌晨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九十）。虽然“春天还会来的”，但是，这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冷得同样“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的这许多烦恼，更与何人说？
陈原先生刚去世。缠绵病榻近三年，这位最善言辞的智者，到生命的最后关头，竟然不能说话。起先说不了北京话，还会说广东话——他幼时说的语言。最后一年光景，就似乎啥也不能说了。医者说这就是“脑软化”。
我在陈老手下工作先后正好五十年——有一段不在一起工作，但还常相往还。他固然善言辞，但对我影响深的，却是他常同我说的几句外国话。
同我讲外国话时多半是彼此工作中出现无可奈何的事情。我对他述说做文字宣传行业时遇到的种种难处，絮叨自己手边的事情遇到了什么什么窒碍，于是他会突然冒出一句世界语：
An korau venos printempo……
陈公是世界语协会副主席，自然是“爱斯不难读”（Esperanto——世界语）老手。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在上海滩当“小赤佬”时，羡慕进步，在夜校里学的“半瓶醋”。记得我当他手下不久，当我知道他是世界语前辈时，冒出一句我学的世界语课本第一句，他大为惊奇。这一下我算是马屁拍上了，于是我常常听到他同我咕叨世界语。而当上面一句话他说出后，我有时也会回敬他一句：
Multaj belaj printempoj！
这些都是那些三四十年代文学老前辈爱说的话，源自尤利·巴基的小说。说实话，像我这类文化小商人之所以能在自己管出版社时出一些好读的书，受惠于他们的业绩多矣！因此自然可以“出口成章”。
有时，我向他汇报，什么什么难事经过斡旋，总算解决了。（我从来不向他说自己经过什么“奋战”，才解决困难，因为自信不是那材料。）于是，他突然冒出一句爱说的拉丁话：
Eppur si muove！
我没学过拉丁语，但muove的意思是懂的。他见我不很懂，往往又再补说一句中文。于是，每次听了这话后我都是信心大足，从容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春天的来到。好在我在出版界始终都是小人物，无论地球是否muove，在我身子底下终还没有火刑的煎迫。但不论如何，信心自然是更足了。
到了陈公晚年，可能因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关系，热心研读维特根斯坦。他因而常要同我用德文说维氏的一些术语，例如，Sachverhalt，Tatsache之类。我何尝懂维特根斯坦，但也勉强把《逻辑哲学论》俄译本翻读一过，至于德语，当然更是很愿说的。因为我们一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活跃的年轻人，曾经组织自学德语小组，当时觉得一个革命青年不学马恩的语言是一种耻辱。课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于是，我的德语，不是先学“人”这个词，而是先学“幽灵”一词。不是先学人“出现”的德语词，而是先学幽灵“出没”的德文说法。这样，凭我的德语如何够同他对话？但我还清楚记得，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底，我正为许多事情心情焦躁之际，他第二次“中风”住院，在医院里同我用德语说了一句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这句话的德语原文我现在背不出来，但我知道是《逻辑哲学论》里最后一句话：
“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这话，从语言学来说，自然有深义存焉。但浅学如我，只知道当时这最后两个字的重要。这里陈公教了我一堂重要的德语课，也是人生课。
现在听不到陈公讲外国语了，当我感到有烦恼袭来时，往往觉得茫然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