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库利特是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理查德·哈库利特1552年出生于伦敦一个皮革商家庭。年幼丧父后，受资助去牛津大学读书。1568年，他拜访了同名的表兄——律师哈库利特。后来他如此回忆这次拜访：“当时，一本宇宙学的书在他的桌子上摆放开来，边上还有一幅世界地图；他见我好奇，便给我讲解开来。”这段情节成为英国海洋史中的一个经典时刻，被视为英国人研究“经略海洋”问题的开端。
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事件，给予整个英国极大的信心，政治层内“经略海洋”派群体崛起，给予哈库利特的研究事业以巨大支持。1620年，哈库利特撰写的《英国民族的伟大的航程、旅行与发现》全文出版。这部《伟大的航程》已成为早期英帝国史书写的“原典”。但是，在19世纪麦考莱史学传统的影响下，英国人所认知的历史学主要用于处理国内问题和欧洲权力关系，这部书往往被归为地理作品。近年来，后现代历史学摆脱了特定史料的束缚，人们发现哈库利特的作品就是一部近代早期人类的文化冲突史和文明交往史，由是，哈库利特得以以历史学家身份进入学术界视野。2016年，牛津大学纪念这位海洋史上的经典作家逝世400周年，学者们从各国角度论述哈库利特著作中的本国形象，这次会议也是哈库利特首次以“全球史家”身份进入历史学叙事。在经历了19—20世纪的低潮后，全球化进程又让“哈库利特热潮”重返学术舞台。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哈库利特是如何在不列颠海洋帝国成长的初始阶段界定了英国人的时空记忆和帝国观念的。
面对西班牙海洋帝国的成就，哈库利特在1587年开启一项计划“以有序的方式收集我们国家的海洋材料……为了让子孙后代知道，他们今日享受的一切源自他们父辈的努力，并且这样可以激励他们抓住机会大干一番”。到1589年秋天，《伟大的航程》第一部分出版，包括了1000多年的英国航海史，可看作这一心愿的一次了却。哈库利特想证明英国航海业的古老性，开篇即谈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在公元337年前往耶路撒冷旅行是英国航海业的开端。他也提出是中世纪的英国人首先发现了美洲，证据是所谓的威尔士王子马多克在1170年去佛罗里达的传闻——证明不列颠人比哥伦布或韦斯普奇更早到达美洲。
哈库利特把西班牙作为英国的参照物。他为此翻译了西班牙史家皮埃特罗·马蒂尔·丹吉埃拉的名著《新世界几十年》，并在给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信中盛赞了这种新世界史写作的意义：“他用最庄严的方式，给美洲披上了拉丁的外衣，从而让学界都能了解它。”哈库利特的翻译工作隐含着他对英国在16世纪殖民开拓热潮中落后现状的惋惜之情，他希望英国人能够学习西班牙的先进经验，为此，他提出了学习西班牙海洋史的三重意义：可以帮助英国人获得殖民开拓的勇气；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也是英国人获得灵魂拯救的方式。
不过，由于西班牙在16世纪后期给英国海洋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哈库利特对于西班牙海洋帝国建立的历史也持有批评态度。他翻译了西班牙传教士拉斯·卡萨斯的著作《西班牙的征服》。在该书前言部分，谈及西班牙的“残暴”统治给欧洲带来的恐惧。他进而提出，英格兰不应当惧怕西班牙，反而应该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因为“如果我们锐利的双眼能够看穿西班牙的弱点，并且下定决心用优势兵力在世界面前揭穿他们，西班牙人将成为世界的笑柄”。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整理，哈库利特的海洋史书写重塑了英国人对海洋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自信。在他笔下，近代以来的英格兰正在重建海洋国家，一方面要向先进的西班牙学习，另一方面又无需惧怕它。哈库利特以民族记忆的捍卫者自居：“（我）为我们国家的利益与荣耀辛劳多年，我游历各地且耗费不少，只为了将淹没无闻的古老之物带入到光明之中，只为了我们英格兰民族近年来在探险方面的某些记忆不至于被贪婪的消亡之牙给吞噬掉。”
1583年，哈库利特在纪念海上溺亡的好友帕美纽斯时感叹：“海洋的广度有几何，广度有几分/他们远离了陆地！……海洋的牙齿吞没了无数的生命，这只需一小会儿。”或许是受此影响，哈库利特在读到《圣经·诗篇107》中上帝在海上行奇迹拯救遇难者的故事时深受感触，并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海洋史的书写工作是受到了《圣经·诗篇107》的启示：“我在其中读到，他们乘船深入大海，他们在伟大的海域中活动，他们在深海中寻找主的成果和奇迹。”这句话被认为是“英格兰爱国主义的一次宣言”，因为在哈库利特的著作中，这种海洋探险带来的不仅是危险和拯救，还有新的空间意识。
首先，在全球扩张阶段，哈库利特重新定位了不列颠岛的位置。哈库利特意识到，英格兰的特点是“为海洋所环绕”，英格兰的历史是“王公们跨越大海征战四方”的过程，都凭借了英格兰岛的位置优势，即北大西洋航海虽然有着“巨大的艰难和十足的痛苦”，但也“享受夏季持续晴朗的白天而无黑夜之幽暗”。哈库利特也指出英格兰具有的劣势，即过分重视农业以及与欧洲大陆过于密切的关系。他以历史上雅典的优越性为例说明，英格兰人应该把自己的城市想象成岛屿，把自己想象为岛民，允许自己抛弃陆地农业，“谁掌握了海洋，就掌握了贸易；他就会成为世界贸易之主，世界财富之主”。
之后，哈库利特按照方位提出了英格兰对西部美洲和东方亚洲实行不同地缘战略的构想。在哈库利特看来，北美的战略意义在于它将为英格兰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从佛罗里达可以进口枣、柏木、香料以及大量珍珠和金子。他在论述英国在历史上与北美地区的关系后认为，“从佛罗里达到北纬67度之间美洲的所有权”是当初英国国王通过授予塞巴斯蒂安·卡波特特许状时确定下来的，而且这片领土“距离（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王国要比距离欧洲其他国家近得多”。
哈库利特晚年还将视野转向亚洲海域，格外关注英国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他记载了约翰·纽伯里在1583年携带伊丽莎白女王书信给中国皇帝这件事情。女王在信中表示：“我西方诸王从相互贸易中所享受之利益，您及您的治下之臣属当一体享有。我们既向您输出我们所富有之物，也会输入我们需要之物。鉴于我们互相需要，亦当互相支持。”这封信虽然最后没能送到万历皇帝手中，但显示了英国人对于建立中英贸易关系的强烈心情。
另外，哈库利特对于英国在大西洋内部北方和南方也有着不同的发展策略。由于南部大西洋最先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所开辟，英国人几乎无法染指南美洲大陆，所以他认为英国应该关注非洲，达到排挤葡萄牙人的目的。对当时英国开拓的重点区域北大西洋，则采纳荷兰学者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观念。哈库利特认为1551年英国经东北航线建立与莫斯科的贸易关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应该沿着俄罗斯北部边缘，然后再顺着亚洲的海岸南下最终打通东北航线，从而实现东西方世界商品自由交易。在哈库利特著作中，不列颠岛周围直到北美的大西洋海域是属于英格兰的“封闭之海”，不容他人染指，所以他也提出了防止荷兰、挪威和苏格兰“侵犯”英国北海渔业权和北美殖民地独占权的措施。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1558年英格兰丢失加莱城后，“英国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岛屿，即一个与大陆隔离开的独立地域”。这种海岛心态将英国从欧洲边缘地带拉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位置：不列颠西部海域由英格兰独享；亚欧大陆的东方海域则是奉行“自由海洋贸易”的寄托所在；北方海域是打通通向东方海域的路径；对南方海域保持谨慎态度，但在合适时期，准备随时干预非洲和南美洲。
虽然哈库利特对于建立海洋帝国秉持强烈的渴求态度，但他对于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又心存疑虑。构建“完美的共同体”而不是所谓的扩张型帝国，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与19世纪英国人所追求的全球海洋帝国的理念不同，哈库利特的海洋帝国是一种有限帝国观念，范围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区域。在帝国区域内部追求独享的权力，而帝国外部更多地追求和平的贸易。哈库利特希望英国的海洋帝国是与西班牙的领土帝国不一样的商业帝国。在他看来，贸易的背后不一定是殖民活动，与亚洲的良好商业关系是英帝国的追求。这种帝国战略是出于英帝国当时实力的理性考量，无须过分美化，因为就在1620年，为保护英国在俄罗斯的贸易利益，英王詹姆士一世曾认真准备对俄罗斯的军事远征，一度想把莫斯科纳入自己“帝国”的范畴。世界历史中常见的贸易带来军事征服的帝国主义模式很快就出现了。
总之，哈库利特通过为新生的英帝国作传，重构了英国人对“经略海洋”的历史记忆，并且强调英国自我定位应从欧洲大陆边缘地带转变成为北部大西洋的核心地区。400年来，英国至今仍是最重要的海洋国家，而在英国“经略海洋”历程的谱系中，哈库利特是一位开拓者，也是英国海洋民族观念的一位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