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沈昌文先生于2021年1月10日清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文汇读书周报》曾与沈昌文先生有深厚渊缘，多年来颇受他的关照。今选发几篇《文汇读书周报》刊发的书人文章，以表缅怀，愿沈公一路走好！ ——编者
▲阁楼里的男女们 绘图：丁聪
今年三月，我收到沈昌文先生寄赠的《阁楼人语》，先翻阅一遍，蜻蜓点水，欣赏了一番书的装帧设计；然后就放在书包里，或带到办公室，或带回家，总想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此，对热心的沈公才有个交代。无奈，我这几年忙忙碌碌，心浮气躁，不但不会写文章，竟然连书也不会读了。
上个星期天，半夜起床，泡了一壶陕南的紫阳绿茶，心境又“回到从前”；四周出奇的静。《阁楼人语》就在手上，我从头读起，读到天亮，伴沈公走过十二年。沈公一辈子为人作嫁，不知编过多少书；如今，编书人也出了自己的书，究竟是啥滋味？放下书，真是“浮想联翩”啊！又取出董桥先生在八十年代主编的《明报月刊》，对两位编者的“絮语”作了一番比较研究。
《读书》杂志从创刊到今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借用鲁迅先生作品名目，她经历了“呐喊”“彷徨”到“拿来主义”“朝花夕拾”几个阶段。
创刊之初，几位可敬可爱的出版界前辈为杂志出谋划策，提倡人人读书的风气，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杂志出世，就沿着大众化的方向，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八十年代前期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一声“读书无禁区”，撬动极左思潮的坚冰，言犹在耳。
市场经济初露端倪后，“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盖过了“民智”的开启。《读书》杂志与国同忧，在社会转型期“彷徨”徘徊，把知识分子阵营里的声音及时播放，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阵痛期的精神家园。《读书》自身也摇曳不定，在风中闪烁。但她像茫茫大海上的灯塔，总有星星点点不灭的光亮，哪怕在远处。有一年，我在老家的洪洞一中，校长对我说，他们有一位物理老师，“什么也不读，就读《读书》”。我心头一震：一册在阁楼里编的杂志，抚慰了天下多少读书人啊！在广大的中国基层，在闭塞的边远地区，一位收入菲薄的中学教师手捧《读书》，慨然忘忧，是把小小的杂志当作精神支柱啊！当心情最苦闷、无处诉说时，何以解忧？惟有《读书》。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里，几位俄国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也延续到了《读书》和《阁楼人语》。
在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的十二年里，业中明眼人发现，杂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用我现在熟悉的语言表述，《读书》在创名牌的过程中具备了核心竞争力。她定位“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具有“不可取代性，不可模仿性”的强大优势。当环境宽松时，“思想评论”就激烈尖锐；当“有一阵风吹过”时，她就用趣味性“插科打诨”（沈昌文语），用博学老前辈的“朝花夕拾”小心过渡。编者沉着冷静，进退有据，从容驾驭一本杂志的生与死、快与慢。《读书》的作者群，既有主张“拿来主义”的留学新锐，又有“整理国故”的饱学先生。一个时期，她兼容并包，很有蔡元培先生主持老北大的风范。
——这一切，你如果想知道，就读《阁楼人语》吧！
编后语是一种散文体。从著名的“志摩的欣赏”到现代出版业的一系列报刊，主编在一期编定后给读者交代几句话，使编读之间产生互动，搭起沟通的桥梁。这种文体是一座完美建筑上的装饰，不是“多余的话”。当代有些刊物，主编也自称“作家”，常把编后语当成展销自己“作品”的地盘，并自觉担当“指导作者”的重任，那就误解这一文体了。
沈先生是个敬业爱岗的出版人，有少见的热情。你读他写的编后絮语，分明感到，他被《读书》的读者、作者感动了；他沉浸在编与读的氛围里，有时也被自己的工作感动了。他尊重作者，又会调侃自己，像一位招呼四方来客的伙计，不停地甩动手中的白毛巾；又像店堂里的账房先生，花镜溜下鼻梁，拨拉算珠，为“收益”一喜，为纸张、印费的上涨一惊。用党报表扬模范人物的术语表达，沈先生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工作中享受人生的快乐，在编后语里把快乐告诉读者。
《读书》在鼎盛期，她的编辑人员连胡司令“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都不如，只有几位温文尔雅的女将加“小丁”（政府的编制部门，大可把她作为个案，研究研究）。读罢《阁楼人语》，我连带想起这个问题，思考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的生产规律。徐铸成在五十年代奉命恢复《》时，提到“班底”这个词；返沪之初，即搭好报纸的班底。“班底”是戏剧界的老话吧？说到戏剧界，又想起京剧艺术家于魁智的一句话。他说，他找李胜素，就是要找一个和自己“能对上心气儿”的搭档。“班底”“对上心气儿”，既不是“人才战略”，也不是“条例准则”，但却道出《读书》编辑部的秘密。
熟悉沈先生的人都知道，沈并不像个“领导”。他在主编任上多年，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有几年，甚至在一栋宿舍楼的地下室办公，即使是这样的办公条件，他还是与董秀玉同志对坐——此景为我亲见。沈先生的工作方法，是把自己的主见藏在不经意的谈笑间，用广交朋友的方式开拓稿源，让每个编辑都积极主动联系一批作者；编辑个人的爱好、风格撑起了栏目的风格。编辑在与高尚、博雅的作者打交道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编辑部里的融洽无间，长期磨合的“班底”，也是一道远去的风景。
二十多年前，我刚进入出版界，在出版局主办的一次业务学习讲座上，初识沈先生。盛夏，商务印书馆破旧的小礼堂，沈穿着短衫，眉飞色舞。他个子矮，坐在台上讲话太激动，身子像安了弹簧在晃动。那是八十年代啊！我们听众也带着激情在听课，虽然没有什么“研究生班”的凭据。
同在一座城市，我却好几年都没见到沈先生了。他自诩“爱吃”，我一次也没请他吃过，反而吃过他几次。夜翻他几年间给我的几封信——大都是寄给我一些剪报，告诉我一些作者，支持我曾经做过的工作。他的热心，留给我长久的愧疚。
沈先生，你在哪儿啊？
——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