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重。今天，随着现代医学及毒品研究的逐步发展，人们对鸦片的毒性和危害已经具备了常识性的认识。然而，当鸦片自清中期开始扩散时，它仅被视作“风俗人心之害”；至嘉道年间清廷财政出现危机时，鸦片开始被视作“漏银大端”。直至吸食愈发流行、成瘾人数大增的晚清时期，鸦片引发的生理性和社会性危害才逐渐显现其威力。反对鸦片也随之成为当时诗文、小说和时事画的重要主题。鸦片劝诫图正是其中一类较为特殊的体裁，通常为一组故事性较强的连环画，按照时间顺序展现主人公在吸食鸦片后逐渐恶化的遭遇及悲惨结局。此类劝诫图可以直观呈现出人们对鸦片危害的理解和表达。那么，它们由谁所绘？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当时鸦片吸食的情况？其劝诫效果又如何呢？
最早的鸦片劝诫图诞生于鸦片战争前。1837年4月1日，《中国丛报》以文字的形式介绍了中国外销画画师顺呱（Sunqua）所绘的六幅故事画，并称之为《劝诫图》（Admonitory Pictures）。有关顺呱的历史记录不多，我们只知他擅长油画和水彩，善于描绘商港景色，在广州商馆附近及香港开设画室。可惜《中国丛报》并未刊登这套劝诫图，在顺呱现存的作品中，也未见此图踪影。但该报道引用了画家自己对组图的说明，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这组图的主要内容。
《劝诫图》的主角是一位富有绅士的儿子。主人公因为受家中长工影响而染上鸦片，挥霍家财，从十分健康、富有，逐步变得骨瘦如柴、一贫如洗，最终沦落到只能依靠妻小勉强糊口的悲惨境地。该套组图的内容设计巧妙，情节紧凑。特别是妻子发现家中财物尽数被卖、妻子怒摔烟具、主人公靠吞食鸦片烟灰过瘾等细节，尤其意味深长。顺呱采用连续多幅图像而不是单一画面的形式，赋予了画面时间纵深感，而不是仅仅展示悲剧的结果。《中国丛报》评价该作品为“纯粹的艺术品，它们绝不应该被忽视”。
关于这类组图的创作灵感，该报道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顺呱的作品“与荷加斯那套著名的‘浪子的历程’意图相仿”。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是英国著名讽刺画家，其名作《浪子的历程》（Rake’s Progress）以八幅图展现了年轻的财产继承人汤姆·雷克维尔毫无节制，将家产挥霍一空，由光鲜亮丽到负债累累，最终赤身裸体地躺在疯人院的故事。从情节走向、人物设定和故事结局而言，顺呱的作品确与《浪子的历程》十分相似，当时的外销画家在创作时也存在复制西方题材的现象。
顺呱描绘烟鬼的笔触十分辛辣，足见他对鸦片的反感。需注意的是，他选择绘制这个主题的动机却不止是劝诫世人，更有销售方面的考量。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现象，却能引起对此不甚了解的西方人的好奇。顺呱作为外销画家，其顾客以西方人为主，绘画题材自然也以西人的关切为导向，鸦片由此入画。
不过，《中国丛报》刊登该作品并不是为了取悦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也与创作者并不一致。这一时期，鸦片问题在来华西人中引发了大量关注与争议，由禆治文担任主编的《中国丛报》刊载了多篇文章讨论和抨击鸦片贸易，顺呱的作品也被用来论证鸦片的有害性：“就鸦片而言，证明它的危害需要证据。我们的读者一定可以判断出顺呱的画作能否成为这种证据。”将作品命名为“劝诫图”、突出其警示意味，强调创作者来自中国并将作品视作来自中国的“本土声音”，都表明《中国丛报》试图利用该作品向读者论证，鸦片对中国人的确造成了各种负面影响。
当时，绘制鸦片劝诫图的画师，或许不止顺呱一位。1840年前后来华的法国旅行作家老尼克（Old Nick）在其游记《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提到，他曾经收到过著名外销画家林呱（Lamqua）绘制的组画，名为“鸦片客的一生”。根据老尼克的描述，这套组画同样有六幅，其内容与顺呱的作品极为类似。
图1 《鸦片吸食者的堕落》，《伦敦新闻画报》，1858年
这一题材在19世纪50年代依旧为人关注。1858年12月，《伦敦新闻画报》使用一整版刊载了六幅名为《鸦片吸食者的堕落》（The Opium Smoker’s Progress，后文简称《堕落》，图1）的系列版画。这份“选自中国本土的作品”笔触精细，依然存留着外销画的风格，或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鸦片劝诫图。与顺呱的《劝诫图》相比，此套作品至少有十二幅，《伦敦新闻画报》由于篇幅所限，只刊载了一半。第一幅画面中央，站立着一位身着暗花长袍、脚蹬皂靴的年轻人，正是主人公。此时的他面容丰满，正盯着工人手中的烟土，似在判断烟土质量的好坏。第二幅中，主人公侧躺在精美的床榻上吸食鸦片，身旁是他头戴钗环、衣着考究的妻子，她此时正在享受水烟。他们的女儿正为主人公捧来吸烟后食用的糕点。画面中一派其乐融融、悠然自得的景象。但故事在第三幅图中发生了转折。主人公的妻妾惊讶地看着空空的衣箱，里面的贵重衣物已被用于换取鸦片。面容开始消瘦的主人公则坐在他的烟盘旁，似仍想伸手阻止这个秘密的曝光。第四幅中，形容越发委顿的主人公开始变卖家具，手中还拿着算盘，似乎想多换点烟钱。很快，家中精美的床榻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破竹榻，坐在上面的主人公变得两肩高耸，面目愁苦，显然已经被鸦片夺去了生命力。他穿着普通的布衣，恐怕已经典当了最后一件好衣裳。妻女衣着简朴，首饰尽除，正在纺纱以贴补家用。昔日的富贵之家沦落至此，不得不令人叹惋。最后一幅图中，主人公迎来了他的结局——成为一具躺在破烂草席上的尸体。他的表情并不安详，皱起的眉眼向读者表达着他死前所经受的苦难。讽刺的是，他身旁的祭品仍是一盘糕点，他却无福消受了。
不难发现，《堕落》与顺呱的《劝诫图》存在着不少共同点。在主人公身份、情节设计上相似，都遵循着“吸食鸦片导致败身破家”的基本叙事逻辑。两套组图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比如，故事起点不同：一是从家中染上烟瘾的长工说起，一是主人公自己身现鸦片作坊。结局亦不同：《劝诫图》的富家子一贫如洗，丧失劳动能力，并未死亡，《堕落》的最后，鸦片直接导致了主人公身死。这差异的背后，或可归因于两组作品创作时代有别，鸦片问题严重程度亦加剧。鸦片战争爆发前，常随、家仆是吸食鸦片的重要群体，吸鸦片风气传播的途径之一便是相互推荐。许多富人或出于好奇、或受人诱惑，由此染上恶习。但至1858年鸦片弛禁之时，鸦片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已经成熟，人们获取鸦片的难度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在时人眼中，鸦片与旱烟、水烟等休闲方式已无本质差别。正如画中所绘，丈夫吸食鸦片，妻子在一旁抽水烟，二者并行不悖，吸食鸦片几乎已成为晚清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显然，《堕落》中的主人公命运更加悲惨，自甘堕落的鸦片吸食者形象也愈发恶化。这种效果的达成并非偶然。六幅本的《堕落》只是其原作的一部分，换言之，《伦敦新闻画报》选择性地刊登了这套作品。报道中提到该图“取自中国本土的作品”，也意味着刊登时报刊可能对原图进行了部分改动。该篇报道开篇提到：“最近本刊特约画师在本刊上发表了几幅有关中国人生活和举止的插图，作为对这些插图的适当补充，我们向读者展示这套描绘吸食鸦片恶果的系列版画。”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之时，英法联军已攻陷广州，北上大沽。该报自1857年4月开始，陆续刊载了名为“中国速写”的十余幅插画，内容涉及香港、广州、福州等地的街景和军事要塞，还有对中国人形象及生活场景的描绘。即使是一位此前对鸦片一无所知的英国读者，也可以大致了解鸦片对吸食者造成的危害，同时对有着“毁灭性嗜好”的鸦片吸食者产生负面的印象。而《伦敦新闻画报》在这套图的注解中加入了大量说明性文字，也在帮助读者形成这种印象。比如第二幅图的解说中提到：“烟瘾一旦养成，它邪恶症状的出现就不远了。这些症状包括四肢和肠道的疼痛、食欲不振、睡眠不佳、消瘦、记忆力减退、思虑过甚、以及整个人道德、精神和生理上的普遍性衰退。甚至中国人自己也不愿信任一个有烟瘾的人，并且认为他有可能犯下任何罪行。”报道在最后对鸦片贸易提出了批评，但将罪责归咎于当时已经失去贸易功能的东印度公司，认为这是“我们东印度公司风格上的污点”，而绝口不提参与走私鸦片的散商和英国政府在无数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在两国交战的敏感时期，这组原为表现鸦片恶果的组图，在《伦敦新闻画报》的解读下成为中国鸦片吸食者堕落的写照，所引发英国读者的联想，恐怕也是抵触多于同情。
图2 《醒世图第六》，《万国公报》，1877年
直至1877年，《万国公报》刊载了全套十二幅的《劝戒鸦片醒世图》，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图像向国人宣传鸦片的危害。这套图对此前鸦片劝诫图的标准叙事有所继承。如以富家子弟为主人公，其形象随着故事的进行而变化，也保留了变卖家产、妻子怒摔烟具的情节（图2）。1910年刊登于《图画日报》上的《鸦片烟毒之现象》（图3），总数增为50幅，添入了更多人物和情节，使之更贴近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形，同样也是对“鸦片导致破产损身”这一母题进行复写。
图3 《鸦片烟毒之现象二十九：典质衣衫》，《图画日报》，1910年
劝诫图在后世的发展演变，都显示出早期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然而，早期鸦片劝诫图多由外销画师创作，虽以烟鬼堕落为题材，其预设读者却非中国烟民，而是那些对中国风俗抱有好奇的西方顾客。在劝诫图传播过程中，西人报刊媒体在刊登时对内容进行加工和再解读，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失真”，鸦片劝诫图的警示功能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遭到了弱化。这种“事与愿违”令人惋惜，但也是我们在面对历史图像时所必须了解的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