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小说的人，可能会天花乱坠，云里雾里；但要判断他、‘戳穿’他，不妨看看他是如何谈论剖析小说的，如果谈论得好，我们就稍微相信他一点。”从作家赵松抛出的观点里，评论家张定浩由此展开自己的观察——过去读一些名小说家，觉得写很好，但读其后来谈论小说的作品或演讲却显平庸。
事实上，国外不少作家写了大量文论述评，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等，引发广泛阅读热议。近年来，国内作家也开始走出书斋，乐于向大众讲述他们读书的体验心得，如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毕飞宇《小说课》、张悦然《顿悟的时刻》……日前，沪上思南读书会的两场分享，也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小说家对小说的“解剖”之道。
无论是赵松谈小说的阅读随笔集《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新小说集《伊春》，还是李浩的文学批评集《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都从写作者的视角对国内外作品展开评析。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一位小说家在自己写下的虚构作品里“隐藏”了几分自我，或许就在谈论评析其他小说作品的文章里“暴露”了多少自我。
“一个写小说的人读的角度会和大多数读者不太一样。写小说的人一定有自己独特的读法，这个读法还和自己的写作有某种微妙关系。”赵松谈到，坚持写阅读随笔的一大动力，也来自要保持学习的习惯。“人从婴儿长大成人，学习一开始是个开放的过程，然后又慢慢走向封闭。当人被定在某个位置上，会越来越被‘定型’，感知力和想象力会下降。这可能比生命消失本身还要令人不安，也是写作者要警惕的。”
“作家文论在西方是非常成熟的文类，但中国当代小说家同时写文论的还不够多。就我所知，赵松可能是当代中国小说家里对于文论写作非常自觉和成熟的一位。”张定浩评价，比对读赵松的小说和小说文论，会发现赵松是一个非常难以评论的作者——他的小说给人以阅读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分析起来有点困难，但读赵松对克洛德·西蒙、玛格丽特·杜拉斯、塞萨尔·艾拉等小说家的谈论，往往可以从中看到他对自我小说的期许。
他打了个比方，这个过程就像“陪练在陪一个拳击手打拳，有时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能够让自己保持一点抗压状态的写作，他者的成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也会让人精神一振。”
“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互相质疑的关系，评论者其实是作者最期待的读者，他总是希望作品里的小心机和意图有人能看出来，但又不想读者那么容易看出来。这是类似于藏宝、挖宝或猫捉老鼠的关系。”在作家小白看来，作为小说作者，要迅速让读者能进入你给他设定的语境，“这个语境可能是比较广泛的，大家都能感受到，也可能较狭窄，但你想传递这个感受。”
身处信息资讯极度暴涨的时代，赵松认为，小说家做的恰恰是退回到相对个人化的视角，有距离地去观察、想象，构建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的文本，而不是急于编织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换句话说，读小说并不是要看一些社会新闻的翻版，而是理解日常生活之外的那部分所谓的隐蔽生活。
理解生活的“言外之意”，李浩的文学批评集《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也提供了另一重视角。李浩最初的设想读者是自己的学生，希望为他们呈现另一种教学方式、另一种进入文学的方式。所谓“匠人”，意指“我是一个匠人，我懂得技艺”；“坊”则源自批评家蒂博代“作坊式”批评方式的理论，集子由此得名。
书中，李浩选择了十位中国作家以及十部短篇作品，包括鲁迅《狂人日记》 、沈从文《丈夫》、莫言《枯河》、余华《爱情故事》、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东西《私了》等。他认为，文学批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学院式、新闻式和作坊式，其中作坊式批评来自作家艺术家，是一种“体验其经验”的内部批评，“一个艺术家，当他进行批评的时候，既表露他的好感，也同样表露他的反感”。
“谈论这些多数已被经典化的短篇小说，我有意忽略或抛开凝结于它们上面的‘附着物’，尽可能地以‘初见’的眼光来打量。”在他看来，入选十部作品有文本的经典性；二是话题性，“有话可说”，同时在文本细读之外还有文学话题可深入探讨；最后是代表性，即这些作品都是一种类型的代表并且能够展示那种类型的基本面和可能的高度。“我保持阅读的真诚，所谓真诚也包括了偏见的部分。我会从我出发，并尽量让自己更宽阔一点。无论我读哪篇作品，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希望从中读到自己，读到我的生存境遇，读到我和这个世界的面对以及其中的纠结挣扎。”
但评论家黄德海认为，如果一旦抹去小说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就抹去了小说的意味，“背景性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在阅读小说时需要去留意学习的，它是那么丰厚，是除不尽的余数，不能被拿掉。不知道背景的话，看到的人性很容易是假设的。”眼下，越来越多中国小说家走进大学，开了小说课，对此，评论家木叶谈到，无论是雄心勃勃还是自然流淌的结果，“它们公之于众之际，大家想必各有研判，而且这种研判还可能反射于这个作家自身的创作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