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视察解放后的上海
“全能杀手”计划暗杀陈毅市长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电报：“台湾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派遣军统特务杀手刘全德潜沪，阴谋暗害我军政首长，希即注意提防。”
次日，公安部又电：“刘将于十月底从舟山动身，与刘同来我区活动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侦捕。”
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刘已受保密局之命潜回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下属“情报委员会”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亦报告：“刘全德受命暗杀陈毅市长，已搞好两只船，装了白糖，即日启程潜沪，与刘同行的还有一名军统特务。”
数日之内，从多条渠道发来的秘密情报集中指向同一个人：刘全德。
刘全德是谁？
对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来说，此人并不陌生。
刘全德其实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此人原籍江西吉水，生于1915年（又说1913年）。吉水是中国最早的苏区之一，被毛泽东盛赞为“飞将军”的红军著名将领黄公略，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战死在“赣水那边红一角”的吉水，因此吉水一度被苏维埃政权易名为公略县。当年吉水“闹红”，村村寨寨都在扩红征兵，16岁的刘全德随大流也参加了红军，没过多久还入了党。不管怎么说，凭这份履历怎么说都应当算是响当当的红小鬼。参加红军后，刘全德在红一军团当过班长、排长、连长，从事过部队保卫工作。有传闻说，他给当时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当过警卫员。还有人说，陈毅在红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其麾下十一师某团的传令兵。不管这说那说，刘全德从根上熟悉共产党肯定没得说，和陈毅、罗瑞卿至少见过面也没得说。
因为机灵过人，尤其枪打得准，1933年刘全德被选派到中央特科工作，成为红色特工。非常不幸，1935年革命陷入低潮，他在武汉不慎被捕，架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很快倒戈叛变，投靠蓝衣社（军统前身）。抗战期间，他跟随军统头目陈恭澍、毛森，先后当上行动组长、大队长，在上海、杭州等地，多次执行暗杀和爆炸银行、铁路之类的行动，屡屡得手。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成立，军统旋即与之展开以暗杀为手段的血腥厮拼。刘全德奉命锄奸，目标是76号电讯总台少将台长余玠，此人原为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真名李开峰，附逆后对军统的秘密电讯构成很大威胁，最终被刘全德成功剪除。民国三十年，为阻止汪逆发行推广伪中储券，刘全德奉命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外滩15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原址）实施爆炸威慑。数日之后，随着一声滚雷似的炸响，中央银行大堂一片狼藉，虽未造成多大实际伤害，刘全德的大名却从上海传到了重庆，受到军统局本部的通令嘉奖和赏赐。据传戴笠还随口夸了一句，“好嘛，刘全德以后可以叫刘全能啦”。刘全德“全能杀手”的大号就此叫响军统。
然而刘全德好运有限，此后不久即在上海被76号抓获。所幸昔日长官陈恭澍此时已先于他被捕附逆，由其出面担保劝降，刘全德很快也随陈投降，成为陈恭澍的副官兼汪伪特工学校教官，暗中仍随陈与军统保持联系。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虽以汉奸罪短暂入狱，但很快便被释放，出任国民党河北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与解放军进行所谓政治作战。1949年逃往台湾，一度担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刘全德则留在上海，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组长。上海解放之初，1949年6月刘全德被我解放军第20军保卫部门抓获，但由于掌握情况不足，未能识破他的真相，关押一周后即予释放。之后刘全德随保密局秘密交通华庆发逃往舟山，继而转去台湾。
刘全德的到来，使台湾保密局很是振奋了一回，许多久困未解的难题, 似乎一下子有了打开的希望。毛人凤办公室主任、书记长潘其武迅速约见，迫不及待地要求其再返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这对一个刚从战场归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人似乎不近情理，但老蒋那头逼得紧，保密局已顾不上任何虚情假意，非常时期，必须特事特办。刘全德也是急于邀功，他很明白，台湾岛很小，要想在其中立足，站稳脚跟，必须拿出慑服人心的本事来，天上不会掉馅饼。对潘其武的要求他毫无怨言，积极响应，随即制订出暗杀计划，递交送审。毛人凤闻讯后马上安排，亲自出面召见，当场批准其行动计划，并委以保密局直属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头衔，要什么样的助手随他挑，限6个月完成任务，着即发给银元2780元（折合黄金超过30两），任务完成返台后再重奖黄金大条100根，共计1000两。
刘全德的潜入，给上海方面造成的压力也不小。从1949年6月以来，国民党军对上海实施海上封锁，水运通道大多被堵，给经济和市民生活带来极大麻烦。为整顿经济、倡导节约，陈毅市长带头，把自己16人的警卫加强班，压缩到了6人。保卫部门虽极力反对，但陈毅一笑了之，禁止再议。偏偏这时候刘全德来了，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市公安局扬帆局长顿感“亚历山大”。收到情报后第一时间就向陈毅、潘汉年作了汇报，随即召开全局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要求按市委指示，一手抓侦捕，限期破案；一手抓防范，确保首长安全。扬帆再三强调，“随侦随破”见面就抓，先发制敌，务必在敌人下手前将其抓获，绝不手软。同时宣布成立破案指挥部，指定社会处三室主任王征明、侦察科长王大超为正副总指挥。
一张天网迅即张开。凡是刘全德有可能进入的口岸和抵沪后有可能落脚的地点，均日夜监控；情报部门加紧与特情人员联络，密切关注保密局动态；行政部门做好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
布下天罗地网
首先是沿海口岸。
当时舟山群岛还为蒋军所盘踞，但与上海仍有民间交往，时有机帆船、渔船行驶于各沿海岛屿与上海之间。其中，货运机帆船一般走吴淞口入境，相对好把守，渔船则自由得多，漫长的海岸线可以随处停靠，要想全部控制，几乎不可能。
根据来自舟山的情报，刘全德伪装成糖商，雇用两只满载白糖的船，因此判断，很有可能走吴淞口。指挥部特别选派了老练的侦察员过去，在边防和驻军之上，再加一道锁。
10月30日，果然有两只船，从敌占的大洋山岛，装满白糖过来。但侦察员会同边防部队，把两只船兜底查了，都不见刘全德，只发现了一个家在上海的军统老特工叫安平贵，当时也没动他，以免打草惊蛇。直到第二天，才在他家将此人密捕。
安平贵到案后拒不交代，这使侦察员陷入很大困顿。刘全德哪儿去了？是情报弄错了，还是他从别的地方偷偷登陆了？如果安平贵是为他打前站，安的被捕，很可能影响他再走吴淞口，但绝不可能迫使他打退堂鼓。保密局如此郑重其事的托付，怎么可能允许他半途而废！
事后得知，安平贵是刘全德的6人行动组成员之一，行前与刘一起在台湾接受简易爆破训练，以后又一起在舟山、大洋山做准备工作，是刘的重要助手。
下一步重点，是市内刘全德有可能落脚及活动的场所。
从11月4日起，先后有几个特情报告，他们已在马路上和电车上见到过刘全德。其中一名特情报告，他是在武康路遇见刘全德的。
所有人的心顿时抽紧。
刘全德不仅已经潜入市区，而且正在向目标区域逼近。
陈毅当时就住在湖南路、武康路口。
极大的不安袭扰着侦察人员的心。不知何时何地，刘全德竟然已经越过我方严密的布控，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而且开始在市内频繁活动，这说明他随时有可能动手。一种失职感搅得市公安局上上下下坐卧不宁。
指挥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调整部署。
对刘全德在沪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反复梳理，分析排队，确定对以下4个点作重点侦控。
一是长乐路491弄（文元坊）37号姜冠球家。姜的母亲是刘的干妈，姜的邻居胡素贞是刘的姘妇。
二是西藏路国泰戏院老板张春帆家。此人是上海滩有名的流氓，刘的好友。
三是大通路254号刘林鹤家。也是刘的密友。
四是山西路7号内衣店主史晓峰家。此人是刘在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同事，刘暗杀余玠后，曾在史家藏匿好几个月，未被日伪发现。
对以上4个点，全部建立流动和固定监视哨，24小时严密监控，务必眼睛睁得大大的，等待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刘全德。
与此同时，指挥部撒出陆仲达、高激云两张特情网。两人都是刘全德的旧交，都有一定的负面历史，上海解放后经教育训导，愿意为我所用，建为特情。指挥部要求，二人须想定各自的借口，全面走访刘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主动出击，寻找刘的踪迹。
设计擒获刘全德
陆仲达和刘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汪伪政治保卫局担任伪职，多有交集，渊源颇深。上海解放后，陆仲达随警察局起义人员一起被留用，不久辞职，1949年9月被我建为特情。
陆仲达接受任务是11月8日，当天晚上就去了姜冠球家。本想摸点情况再回去汇报不迟，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全德，陆仲达不觉一怔。随即赶紧调整情绪，假意跟对方寒暄，说些好久不见的客气话。
这个时候的陆仲达不免后悔出来时没跟相关人员打招呼，大有孤掌难鸣之感。
乍一见到陆仲达，刘全德有些惊恐，立即向窗外张望，见没有可疑的动静，才稍稍宽心。
两人拱手行礼，坐下。为掩饰不安，刘全德张嘴道：“我刚从舟山过来，想找个熟人介绍，去公安局自首。”
陆仲达假意诉苦：“我也失业了，今天过来，就是想找老朋友问问，有没有关系帮忙介绍一个工作。”
看得出，几句寒暄打消不了刘全德的戒备，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浓浓的警惕。
几句话过后，刘全德起身要走，同时示意陆仲达一起走。陆仲达没办法，只好相跟在他身后。
出门的时候，环顾四周，文元坊里灯影朦胧，辨不清远近交替的一张张面孔，陆仲达再一次暗悔独自行动。
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要扭送，陆仲达又唯恐自己一个人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上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
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没有通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
刘全德生就一张长脸，两道浓眉形若卧蚕，眼角下挂，略呈三角，初看颇有几分帅色，但神态阴鸷、滞重，细查给人以压抑之感，气质特差。这也许是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必然的神情流露吧，影响到他整个面貌都被污损。而他最具有识别感的，则是一头卷发，天生的，自然卷，不是特别明显，但贴近了一目了然。
陆仲达巧遇刘全德一事，在指挥部引起很大反响。首先是群情振奋，信心倍增，认为“撒网”撒对了，至少证实了两条，一是刘全德的确进来了，就在市区；二是他果然还在依托过去的老关系进行活动，跳不出这个圈圈，而他这个圈圈内的老关系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抓他是早晚的事。
▲抓捕刘全德
但这次巧遇的确也暴露出了侦破中的短板。严格说来就是一次失误。不是陆仲达的问题，而是指挥部的问题。首先，指挥缺乏通盘考虑，侦察和特情两条线，各归各管，侦察人员归侦察科管，不掌握特情的行踪，特情归情报科管，不清楚侦察员的去向，彼此形不成合力。其次是双方衔接不力，有明显漏洞，关键时刻你呼我不应，毫无默契，以致与目标错失交臂。
扬帆首先担起了责任，对这次失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总结。这是老一代革命家特别能战斗的关键所在。出了问题不是首先埋怨下级，而是勇于担当，找出短板所在，努力克服之。扬帆请侦察行动科长王大超立即找陆仲达、高激云两位特情谈话，不是责怪，而是鼓励，肯定他们主动出击有成效，然后听取他俩的意见，商定下一步行动。
参照陆仲达的经验，高激云提出，他想去山西路史晓峰家看看，这个人当年掩护过刘全德。刘全德刺杀余玠后敢于在史家一藏几个月，足见两人关系之铁，是托命的交情，刘全德很可能去。
王大超当场批准了高激云的提议。这是11月9日白天发生的事。
当天傍晚，高激云骑着自行车来到史晓峰家楼下。史家在山西路临近四马路（今福州路）处开有一爿内衣店，楼下铺面，楼上住家。此处离江西路、九江路口的市政府很近，刘全德为行动方便很有可能把这里作为落脚点。高激云在上街沿停好车，朝着门里张望时，店门暗影中的史晓峰已经先看到了，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
陡然出现的史晓峰把高激云吓了一跳。为掩饰不安他故意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啊呀，我正想上楼，你倒已经下来了。”
“我也是刚刚下来，没想到正好看到你。”史晓峰热情地解释着，又回头指点道：“你看，那是谁。”
高激云循声望去，天呐，暮色中迎面走来的竟然是——刘全德。
刘全德果然没有跑远，转来转去总是离不开这一圈老关系。
“高激云，还认得我吗？”
“当然当然，刘全德，多年不见，你原来也在上海啊！”
“嘘”，史晓峰竖一根食指在唇边，示意悄声，“此处不便说话，我们上楼谈。”说罢，侧身把两人引上楼梯。
上楼，坐定，自然又是一番寒暄。高激云故作长叹：“唉，现在的日子难过啊，工作工作丢了，生意生意难做，晓峰，你是老板，内衣店有没有生意帮我一把？”边说，便掏出被税务部门遣散的证件，给刘、史两人看，以示所言不虚。
看得出，刘全德对他的这番解释听进去了，神情略显放松。
正是晚饭时间，史晓峰热情地张罗起来：“真是太巧了，我们三个老朋友难得一见，今天一定要一醉方休。”
时辰不长，史太太已经冷盘热炒摆满了一张八仙桌。
“来来来，尝尝我家夫人的私房菜。”史晓峰拿出一瓶大曲，一一给几位斟满，一股浓郁的酒香顿时弥漫开来。
三人推杯换盏，你敬我饮，我敬你饮地闹腾起来。表面看，气氛热烈，其实各怀各的鬼胎。
三巡过后，刘全德跟高激云镖上了，非逼着他连连干杯，显然不怀好意。对刘全德的酒量，早在日伪时期高激云就清楚，这家伙善饮，烈性高粱可以整瓶干，自忖不是对手。再说任务在身，哪敢造次，于是控制着，场面要热，酒要少喝。
喝着聊着，刘全德一点点松弛下来，一杯一杯，来者不拒。
终于酒足饭饱，三人离席，去沙发小坐，品茶聊天。这段时间里高激云心里一直紧绷绷，不断盘算怎么才能把刘全德抓起来。看他腰间鼓鼓囊囊，估计有枪，要抓他决非轻而易举，想办法脱身报告才是关键。
硬走肯定不行，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将前功尽弃。高激云一筹莫展。于是提议下棋，也好拖延时间，寻找脱身办法。
下棋是他们以前在76号就热衷的消闲方式，常玩。
刘全德棋瘾很大，响应积极。
于是摆好棋盘，两人飞车走象，史云峰叼着一根牙签在旁观战。
高激云故意连走几步臭棋，第一盘很快败下阵来。满身酒气的刘全德好不得意，满脸堆笑。趁其不注意，高激云把一截香烟屁股吞了下去。
听人说，香烟屁股可以引发呕吐，他试图借此装醉，离开史家。
一截烟屁刚刚入肚，高激云转过身来就是一阵抑制不住的反胃，效果的确来得飞快。高激云佯作酒醉，晃晃悠悠地离开座位，作欲呕之状。
史云峰急了：“嗨嗨，你还是醉了嘛，别乱吐。”
“我、我、我没醉，你你放心，不会吐、吐在你家。还是你们两个玩，我要要要回去睡觉。”
刘全德也以为他酒劲上头，真醉了，担心地站起来：“你要紧吗？走得了吗？”
“没事，放、放心！”高激云借机摇摇晃晃地下楼而去。
史云峰不放心，送他到门口一再叮嘱：“你走路当心！”
“没事、事的，你放心心心吧……”
站在人影稀疏的山西路上，高激云四顾茫然。他只知道对史家内衣店这个点有人监视，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们。按规定，这时候他应该马上打电话报告指挥部，请求支援，但是1949年深秋的上海通讯远不够发达，仓促间根本找不到电话。时间拖久了他很担心刘全德又会溜走。
急中生智，高激云跳上自行车快骑几步，找到附近的交通民警和巡逻的解放军，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抓捕特务。1949年的上海这种事情并不鲜见，城市刚刚回归，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临时有老百姓要求军警抓坏蛋实属平常。
交警请示领导同意后，和解放军巡逻队一起，随高激云来到史家楼下。高激云担心万一刘全德已经离开，贸然上楼扑空会惊动敌人。他留了个心眼，请民警和解放军暂时止步，他先上楼再探究竟。
刘全德还在，并且已经脱衣上床。今晚他也喝得不少，这会儿后劲袭来睏思懵懂，懒得再挪窝。
“咦，你怎么又来了？”史云峰诧异。
高激云解释说他喝醉了，骑不了自行车，想暂存史家。
史不知有诈，摆着手连说没关系。
高激云急急下楼，示意人还在，可以动手。民警和解放军迅即冲上二楼，“哐当”一声砸开房门，指着房里的两人大喝：“不许动，举起手来！”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刘全德吃惊不小，肚皮里的那点酒精顿时全变成冷汗冒了出来，双手下意识地举过头顶……
乘胜追击，再破大案
审讯连夜进行。
刘全德自忖暗杀尚未实质性展开，没有切实证据败露，估计我方拿他没辙，装傻充愣，竭力回避他此行的真实目的。局面一时打不开。
当晚，知情不报的史云峰、姜冠球也被逮捕。
由于案情尚未全部搞清，原先对刘全德在沪主要关系点的监控仍然继续，守候等待的任务不变。
11月13日清晨，即刘全德被抓后的第四天，蹲守姜冠球家的侦察员抓获一名前来联络的特务。此人名邱铭。审讯结果显示，邱铭属于台湾保密局派来的另一路人马，目标同样针对陈毅，但不限于此，包括陈赓、曾山、邓颖超、潘汉年、李士英、扬帆等等党政领导，统统被列入刺杀范围。
邱铭是保密局的行动老手，逃往台湾后，被保密局技术总队任命为上海直属行动组组长，带领另外两名特工，先于刘全德于1949年8月底，由台湾经舟山，乘船进入上海。刘全德潜入上海后，曾在姜冠球家与之接头，两人是老熟人，保密局要求双方在必要时配合行动，共同完成“党国”所赋予的大任。
但事实上，邱铭进入上海后迟迟不敢动作，连续2个多月过去了，保密局始终等不到他的任何进展，毛人凤鞭长莫及，急得抓耳挠腮，不得已，才加派刘全德跟进，一则以督促，二则也希望这个“全能特工”为他挣回点面子。
对邱铭的审讯异常顺利。既然刘全德都被抓了，他以为自己再隐瞒也是枉然，不如争取主动。
利用邱铭的这一心理，审讯进展顺利。
再利用这一成果，刘全德的嘴巴也终于被撬开。
接受毛人凤的派遣任务后，10月初，刘全德等3人自台北飞定海，再乘船到大洋山，定于10月下旬来沪。为防止同时潜入被一网打尽，刘命安平贵先乘船从吴淞口进入，再命欧阳钦购买白糖，化妆糖商来沪，他自己则由女匪黄八妹派船接应，从金山卫附近登陆，然后经闵行，于11月2日潜入上海。不料到沪仅7天，一件事都还没来得及做，甚至连自己行动小组成员的面都没见到，就已束手被擒、满盘皆输。
根据刘全德的口供，市公安局乘胜追击，再破毛森系“东南人民反共救国上海行动总队”案，抓获总队长江知平及以下10人。这是我方尚不掌握的一条重大敌情。这个潜伏组织的任务是发展力量，搜集情报，最终在上海近郊建立一支拥有1500人的游击武装。刘全德在舟山时即与之取得联系，约定到沪后，由刘提供经费，由这支潜伏武装提供游击掩护，声东击西，以配合刘完成暗杀任务。
1950年7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上海市潘汉年副市长的批示，将刘全德押送公安部；同年10月2日，刘全德被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同案犯安平贵、邱铭、江知平等，则在上海被处决。其余人等也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摘编自《档案记忆》2019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