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家亦舒走红的年代其实距离我成长的年代有些遥远。在互联网文学刚兴起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的普通读者是先接触到亦舒的“小金句”，再知道她的小说。用如今的眼光来看，亦舒的行文方式很适合网络阅读，常常是一句一段，关注的是都会情感，叙事节奏也很快，她写得最娴熟的作品，都烛照了现代都市女性情感命运的曲折和心里的沧桑。
小说《流金岁月》很有时代气息。女主人公的年纪都比较小，刚中学毕业的蒋南孙，母亲不过40岁，蒋南孙不喜欢母亲旧式太太的生活方式，觉得母亲这辈子就是打牌跳舞吃燕窝好像一个自暴自弃的闲人。这源自于上世纪60年代妇女早婚的时代背景，让人联想起简·奥斯丁的小说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妈妈们还不到40岁，手上已有三个女儿要嫁。电视剧去掉了等级森严的职场设置，实际上将女性职员可能面对的社会参与问题大大简化了。小说中似有若无的旧时遗风，并非刻意美化，而是为读者展现了某种秩序森严又迷雾重重的社会氛围。穿越到21世纪的上海的主人公，则完全挣脱了类似的时代束缚。在职场不断受到重用和保护的朱锁锁就是个例子。在情场总能找到暖男的蒋南孙也是个例子。她们都比小说里过得好。
小说中的蒋南孙是文学专业的学生，还是一个“射雕迷”，她在大学里参加金庸讲座还要等签名的情节，被电视剧替换成了建筑设计专业背景。00后的孩子对金庸的印象不深，这是我当大学教师以来最大的震惊之一。因为在我小时候，没有人不知道金庸。金庸是一个通俗文学“流金岁月”的象征，也是上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却没有能传承下去，可见“流行”是新桃换旧符……又如蒋南孙慢慢发现男友的自私，两人情感潜藏分离的预兆，小说里写到了电视里正在转播那位著名的夫人在一场谈判结束时在台阶上跌了一跤，蒋南孙转头发现和男朋友已没什么话可说……这样带有历史感的复杂联结，在电视剧里也被更通俗的刻板印象“凤凰男”的标签替代了。“凤凰男”本就是带有污名的词汇，炒股狂人蒋南孙父亲轻蔑地评价女儿男友“你的房子，在外环啊”，也仿佛是从热门脱口秀里借来的地域段子，另一头他拜托美貌的朱锁锁讨好老板、老板秘书的设计，让城市继续承担着势利、排外、拜金的刻板印象，和“凤凰男”一样是被强化的“污名”。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编剧采撷了不少流行元素，为了借由改编引发社会讨论下了不少细致的功夫，可惜它并没有什么企图心要展示真正的上海精神、上海力量。电视剧制作是很精良的，只是这种精良是技术的精良，而不是思想的精良。正因如此，表面上“亦舒热”旧梦重温，内里却已几乎看不到亦舒早期曾喜爱过从五四文学中汲取灵感的痕迹，例如她曾将鲁迅的《伤逝》改写为《我的前半生》，或用《朝花夕拾》来命名自己的小说。
电视剧强调“女性友谊”，这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中曾定义“友爱”，他认为“（友爱）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因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他将友爱提升至公正、共同道德、共同体同样的高度，让“共同”这一关键词在友爱关系中成为核心。可惜的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仅仅是男性之间的友谊。蒙田在《论友谊》一文中认为，“以女人寻常的能力来说，她们难以胜任维系这个神圣纽带所需要的交流和沟通；她们的灵魂不够坚强，不能承受如此沉重而持久的关系。”这是人类曾经走过的书写环境。中国故事传统里，“友伦”故事也多以男性为主，四大名著中就有两部都是着重描写男性结盟的故事。在这一背景之下，走红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亦舒在女性小说题材和故事的创作上有不小的文学贡献。除了《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之外，小说《叫我阿佛》写作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书院女的生活素描。女孩子偷偷在宿舍抽烟、喝红酒、看叶慈和艾略特的诗，代表了某种共同的、有别于世俗生活的精神追求。
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读者追捧或批评的，亦舒笔下的女孩子是极渴望物质的，她们对生活品质要求极高，对独立精神有向往。这都显出了特定时代的精神力量，是一代年轻女性模仿的对象。在如今看来，女性独立在大城市是常态。自己养活自己，这有什么可自矜的呢？若仅以吃自己的饭，买自己的衫作为标准，那“人”的精神独立及格线定的太低了。
小说中两个来自上海的女孩子，一个出身好，一个长得好。而后出身好的遭遇了家道中落，不得不重新振作，这也令重男轻女的家庭有了艰难的转变。长相好的同样遭遇了情海变卦，用本钱讨生活，她其实走上了一条更艰险的人生道路。两个女孩因命运的灰暗互相观看，底色是曾经沧海的惘然。这种惘然的气息，其实也是符合中国古典小说特点的，如在《红楼梦》的神女谱系中，警幻给男性的帮助是“启悟与解脱”，在点化过程中她还会积极介入给予帮助，试图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小说会不断暗示读者，“女性”，即使是优秀女性，所面对的都是悲剧的命运，其中没有人为努力的空间，也就没有扭转命运的机会（欧丽娟：《大观红楼2》）。原著的蛛丝马迹在暗示我们，蒋南孙和朱锁锁并不是好牌打坏了，而是这个牌桌有问题，怎么变着花样打，都难逃脱宿命的寒意。女性的心一点一点变灰，也不是单个男性造成的问题。
电视剧中却糅杂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浪漫，看不到真正的生计，两个女孩从没有走到自身命运的穷途末路。她们在快要走不下去、还没有真的遭遇狼狈时，就会有援手相助，总会有知心人兜底。流金岁月真正“流金”的，并不是绝地逢生的坚毅与智慧，苦中作乐的豪情，而是“好运”的分享。这些“好运”的外观来自她们有刷不完的贵人伯乐，总能周转到的金钱和资源，金钱和资源也从不会反噬她们、离间她们的情谊。
《流金岁月》有大量的镜头都将蒋南孙和朱锁锁拍摄得亲昵温馨。她们交换爱情秘密，在对方有困难的时候借钱互助，但那种“困难”，也无非是不能在情敌面前输了阵势……玛莉莲·亚隆的《闺蜜：观看女性友谊的历史》一书提醒我们，女性友谊书写是困难的。我们除了要有在现实生活中结盟的新知识和建构共同利益的新经验，还要有意识地命名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义气（female bonds）到底是什么，和男性义气的差别是什么。书中的一节提到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她说工人阶级的女性友谊产生于生产、生病和过世时的互相帮助，公务员的妻子爱写信，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中“女人的友谊与婚姻起冲突”。《流金岁月》没有为它所热爱的“中产女性”友谊创造出什么新的元素，也没有教导女性除了“被帮助”之外，还能如何建构无性别的利益联盟，获得更多的正当回报和进阶阶梯。
艾沃·古德森的《发展叙事理论：生活史与个人表征》一书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叙事的时代：“生活故事是使我们人之为人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更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亦舒作品再度受到改编者的注意，可能是因应了女性话题讨论度的上升趋势。改编都以“上海”的空间取代了原有的双城镜像，令重写女性故事有了重写城市生活的企图心。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里曾写，“女人间的友谊其实是用芥蒂结成的，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她们两人有时是不欢而散，可下一日又聚在了一处，比上一日更知心”。小说里还有一句话是批评王琦瑶的，仔细想来也很有批判意味，“出走的娜拉是她们的精神领袖，心里要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折腾一阵子还是郎心似铁，终身有靠。”几十年过去了，女性故事的变化并不大，它依然期许我们成为旧时代女性心中美丽的自己，不用殚精竭虑就能开启easy模式下的梦幻人生。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独立梦是孱弱的，是诗化的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