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王元化学馆馆长胡晓明，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的【海上博雅讲坛】第215期“略说我的三位国学老师——王元化、饶宗颐、赖高翔”主题讲座中，胡教授围绕三位恩师的治学历程和不凡建树，讲述他们在学术思想、人格涵养上的巨大魅力。
说起读书，今日学子读书的环境与我们昔日读书之时相变化极大，各种电子书、移动终端、互联网课程等学习资源层出不穷。相比而言，我们那个时代，读书受教于老师更多更直接，在与书和人的接触中，便缔结了我的种种学术因缘。
说起我的国学老师，最早是我的祖母胡佩玖先生和她的四川大学（昔年为成都大学）同学赖皋翔先生；是启蒙老师。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祖保泉，我1983年拜入他的门下攻读硕士；而后便是王元化先生，我在他的门下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们是我的授业恩师。此外，我还有许多私淑老师，比如陈寅恪、熊十力、钱宾四、唐君毅、钱锺书、程千帆、钱仲联、林毓生、叶嘉莹，等等。
在这些老师当中，我今天所讲主要有三位，即王元化、饶宗颐与赖高翔三位先生。首先是王元化先生，我于1987年始便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可谓是跟随其时间最长的弟子。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饶宗颐先生，昔年我曾在香港做了三个月的项目访问，以他为研究对象，总计采访48个小时，今天我还存有他的录音带，珍贵非常。第三位老师，赖高翔先生，他是我祖母的同学，给予了我最初的国学启蒙。这三位老师的特色，恰恰对应了国学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个部分。能够打开更广阔的国学天地，能够与这么多的良师有所接触，我在同时代读书人中，是十分幸运的。
雕龙——王元化
众所周知，王元化先生的经历十分丰富。他1937年即来到上海，开始革命文学创作，是上海左翼文坛的先驱。他的学术背景多元、学养丰富，知识架构涵盖了西方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中国古代文学、戏剧、文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俄罗斯文论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称得上是共产党党内的文学理论权威。王先生终身喜欢罗曼·罗兰，特别是罗曼·罗兰创作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对俄苏文学，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尤其是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也极为熟悉，他还翻译过研究莎士比亚的论著，对英国戏剧也有研究。可以说，王元化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共党内少有的具有丰富多元文化渊源的学者型党员。
王先生早年即加入共产党的，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那时王先生在党内有几位学养深厚的老师，例如顾准，后来《顾准文集》便是我在王元化先生授意下，送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一纸风行，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潮流。还有孙冶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思想者。再一位是陈修良，地下党江南省委书记。这几位党内的长者给与了王先生很重要的影响。王先生多次说起，他是喝着地下党文委的乳汁成长的。
在国学上，王元化先生也有几位老师。一位是汪公严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校歌的原创者，绘画、书法极好，他给王先生讲过《文赋》和《文心雕龙》一些篇章；还有一位是任铭善先生，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无受室文存》的作者。还有熊十力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居住在上海复兴中路，昔年王元化先生寓于在家中写《文心雕龙创作论》，不时会去拜访熊十力先生请教佛学问题。岁月沧桑，王先生非常怀念这些老师，后来写了好几篇回忆文章。
王先生代表作是《文心雕龙创作论》，再版后改为《文心雕龙讲疏》。从“创作论”到“讲疏”，代表着王先生的思想理念的变化。创作论带有浓厚的西方学术痕迹，而“讲疏”则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王先生越到晚年就越觉得要回归中国学问传统。
王先生亦有译作，《文学风格论》《读莎士比亚》皆出版，其中《读莎士比亚》是与夫人张可合译，去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还出版了一本《张可译文集》以志纪念。王先生的著作也有相当的国际影响，《王元化著作系列》三种，冈村繁主持翻译，日本岩波书局出版；《清园论集》，其中《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由胡志德译，《对于五四的再认为答客问》由李欧梵译，《卢梭社约化笔谈三篇》由林毓生译，将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先生已逝，但其思想依然影响着现在，我称之为“精神生命的年表”。关于王先生思想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依然持续影响着很多人，他的精神生命持续不断产生能量，影响着今日学界。初步统计，在1978年至2007年，约有近300篇纸质文章涉及王元化研究。然而在其2008年逝世后的十多年间，竟然有510多篇纸质文章持续讨论王先生的思想与问题。以王先生有关题目的硕士博士论文24篇，专著17部，王先生去世以后不但没有无声无息，而是继续散发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王先生直到今天都是中国思想界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更是上海这座城市作为是文化中心的标帜性人物。
王先生治学特点可归纳为三点：古今贯通、学思并进、新旧融合。首先是古今贯通，和现时的许多学院派教授不同，王先生治学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延续、贯通而非割裂式的研究。他认为古今学术的断开是人为的学科设计，不是文化的真实状态，王先生的著作既有关于古典文学的又有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华东师范大学有着一批古今贯通的学者，例如施蛰存教授，他是“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文学评论专家，在学校中又是教习史记、唐诗的大师，钱谷融教授对《世说新语》有很深的理解，徐中玉先生也倡导将古文论加以创造性转化。这可能是我们华师大文学研究的传统罢。其次是学思并进，王元化先生一直倡导“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再次是新旧融合，这更多地是从传统和现代的角度来讲。王元化先生喜新而不厌旧。现代学者中，许多人是在西方学术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读中国书，不仅缺少了中国文化的知识结构，而且缺少了内在的价值系统。面对现代与传统，中国的学问其实要落实在体认受用上。先生九十年代日记大段关于治学与做人的论述。尤其是其中大段摘录批注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录》，可以看出这个特点。王先生看人是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和标准的。他曾对我说“我看人要看他有没有“旧道德”。如果没有一点旧道德，这个人不值得交往的。”虽然他是“五四的儿子”（1920年生人），承继的是“五四”的传统，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回到中国文化的旧道德——仁爱忠信，礼义廉耻。
王元化先生的一生治学，初步做到了：活化古典学术资源、介入当代文化问题、打破古今文学界限、思想学术相互缘助、引领中国精神潮流。王先生极为看重“四不主义”：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不枯干生命、不简化问题。前面两“不”，是他明确说的。后面两“不”，是我总结的。尤其是不简化问题，他多次给我说，我最反对说话写文章，追求“痛快”；生活中的事情，世界上的问题，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甚至不一定有答案，并不是那么痛痛快快可以了结的。
哈佛大学的林同奇曾在给王先生的信中谈到：“你的文章无不发轫于国家民族的劫难和个人生活的遭遇，往往是‘灵魂的拷打（煎熬）’与‘心灵的解放’并存，是痛苦与欢乐的交集。这是因为正如有人说你属于一种学者，‘他们将其时代生命的体验，一点一滴融入其学术生命之中，其学问生命与时代痛痒相关；其思也深，其言也切，这正是一般书斋学者所未能企及的’，此言一语中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不枯干生命”。
游龙——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先生可谓是国宝级的学者，我当年在其香港跑马地的家中拜访他的，他的家位于在香港最大的声色犬马之地，而这里竟然出现了一个香港最大的国学大师，可谓是淤泥之中生长得莲花。香港是一个奇怪、复杂且深厚的城市，或许正是这样的城市才能开出如饶公般这样的莲花出来吧。而饶公也确实一生爱莲花，他曾在90多岁高龄于巴黎举办莲花国际画展。他也喜欢古琴，拥有三把极为珍贵的古琴，其中有一把宋代的古琴，形同朽木，声音清越非常。他更是书法大家，墨宝珍贵。
饶宗颐先生学艺双携。今天的学术体制，搞学问的人和艺术经常是割裂开的。而中国的艺术文化得用熏陶、用“玩”的态度来培养的。饶公曾将各个学科的资料铺开，以玩的心态，游走于学科间，他是一名若孩童一样的学者。
卧龙——赖高翔先生
赖先生是我大学时代时候，我的祖母介绍的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几乎独一无二的隐士。四川简阳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为蜀中耆宿林山腴先生高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性好庄学、六朝文学，古骈体文、五七言诗皆有第一流成就。四十年代为成都蜀华中学校长。平生不过问政治，不参加任何党派。后弃职归隐成都东郊沙河乡村，躬耕自养，近四十年。
这三位老师，他们的思想各具特色，所学有史语之学与文哲之学之分，重点有文献优先与思想优先。博与约、隐与显各有不同。然而他们都有可以成为当代学界之龙：王先生是“雕龙”（一喻其治龙学，一喻其思想著作博大恢弘，不同凡响）、饶先生是“游龙”（一喻其游走于中西之间，史语之间，一喻其游戏于真俗之际）、赖先生是“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