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母亲章氏怀着他五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因为家里贫穷，年幼的刘宗周就随着母亲在他的外祖父章颖家生活。外祖父很重视刘宗周的学习，七岁时把他送入书塾，刘宗周也自幼便学习勤奋。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十岁的刘宗周中进士。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服母亲丧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刘宗周拜本省德清县的许孚远先生为师。许孚远是唐枢的学生，唐枢是湛若水的高第弟子，湛若水是与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一起共倡心学的大家学者。“心学”是儒学在明代的发展形式，在直接的意义上也是相对于宋代的“理学”而言的。刘宗周至少从此时就开始精研心学，主张正确解释和发展王阳明所创立的伟大学问，以期发挥好儒家正心诚意和修身治国之道，并认为应该与主张把入世担当的儒学佛学化、禅学化的一部分阳明后学划清思想界限。他说那些将王阳明良知之学与佛学合流的学者“非文成之正传”，文成就是王阳明。
从总体上看，文化的发展总是呈现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性，而不同的思想家对于文化的具体贡献也能在其中找到其可以合理解释的位置。宋代新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在他所著的《大学章句》中，把《大学》提出的“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八者称为“大学之条目”，后人习惯简称之为“三纲领八条目”。其中，八条目也可视为宋明理学主张由内而外地展开德性实践的步骤和途径。这一“内”和“外”在此指的是“身体”的内外。而就是在“内”的一面，即“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条目，被理学儒家思想家视为修身的准备和基础而投入更多的心力加以探究。有趣的是，如果说南宋朱熹的理学关注的重点是“格物”“致知”、明中期王阳明心学关注的重点是“正心”的话，明末刘宗周通过批判理学而重建的心学关注的重点则是 “诚意”。至此，宋明理学家立足《大学》的道德哲学功夫就形成了更为完整的思想环节。儒家之为儒家，其重要的一项内涵是主张性善论。尽管形式不一且在一些形式方面相互扞格，但其思想实质依然有相通之处。而如果说朱熹主张“性善”说、王阳明主张“心善”说的话，则刘宗周主张的可谓是“意善”说。这一纯善无恶的 “意”，在刘宗周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定盘针”，这个“定盘针”是本来就有、人人具有的，普通人有时没能意识到是因为过分的欲望的障翳和遮蔽。刘宗周认为只要时刻葆守自己这个灵明的“定盘针”——善“意”，人便随时随处知善知恶，就像喜欢好看的景色和厌恶恶臭的气味一样自然。
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发展到刘宗周所表现的是一种鞭辟向里的向内掘发道德力量的路线。刘宗周曾说：“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里，其要归于知止耳。”从其前辈的“格物”“致知”“正心”到他的“诚意”，可谓是“鞭入底里”的最里端。刘宗周说：“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可见，在刘宗周看来，之所以“鞭入底里”即向内探求，是为了奠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的心理基础，只有这一基础牢固可靠，人表现在外的行动才会是善良的，即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理性。刘宗周说：“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着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以前的理学家都认为“意”是“心”发出来的，即“心之所发”。而刘宗周认为“意”是“心之所存”，即人心里本来就有的。不仅如此，“意”因为其明觉精察、丝毫不欺于人，而是人心之所以为人心而异于禽兽者。
儒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学者，从来就不是主张只关在书房里钻故纸堆而不问世间冷暖。宋明理学家也如此。刘宗周像他的前辈一样以自己的心性学说严格要求自己成就理想人格。在行事为人过程中，他不为世俗权势和私欲所动，一心只为淑世济人，淳化风俗，安顿世道民心以及以此影响民族国家。可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正是明朝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政、国势日益衰颓、民不聊生且言路遭塞之时。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刘宗周来到东林书院谒见当世著名心学家高攀龙，从此与之一起诊断国运，并以铁骨铮铮的士大夫精神不避艰险，为国家和百姓仗义执言。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刘宗周心怀“只要一天不死，自己的生命就属于国家，就要为国尽忠”的思想，指陈时政之得失，崇正而辟邪。他前后上疏百余次，所论均深切时弊，可是往往以得罪权贵宦官被以违背君命为由而被黜，三次被革职为民。东林书院诸贤是一个为挽救民族与国家而结成的学术政论机构，可是其议论多因触犯当权而受到打压和迫害。当时有人就编织“收召朋徒，聚集讲学”的政治罪名诬陷这些学者是图谋造反。刘宗周尚气节、重操守，极力维护东林人士，反对门户之见和党同伐异，反对以学术争论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可是，他的奏疏多数都是石沉大海，不仅如此，还给自己招致祸患。乱党贤人诬陷他颠倒是非、惑世诬民、“足以乱天下而有余”，多次奏请诛杀刘宗周。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刘宗周因为“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愤然请给假以放归乡里，这年五月他就到家了。
至此，刘宗周的人生继续随着明朝千疮百孔的国运在风雨中激荡颠簸，这也是其诚意慎独的学术信念和淑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使然。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由衷地嘉许刘宗周是“清直敢言，廷臣莫及”。可以说，刘宗周的一生是他善“意”的“定盘针”思想的最好注脚。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六月，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绝食多日而死。其后，他的门徒董玚、黄宗羲等将刘宗周生前学术专著、奏疏、书信等编成《刘子全书》行世。他的“诚意”“慎独”思想也进一步传播开来，也慢慢融入现代人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究其实质，刘宗周作为人性善的“定盘针”，指的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先于经验且作为经验指导的道德能力，这种道德能力将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融为一体。把握心中的定盘针，便能做一个具有内在美德，并将内在美德时时处处开显为正义的行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