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钱谷融先生主编的“近人书话系列”里收有《顾颉刚书话》一种（印永清辑，魏得良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选辑成为四辑，在其中的“书林谈丛”一辑里有“剑桥格芮非司来询《孙子》书之年代”一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藏书中正好有一本格芮非司（Samuel B. Griffith）翻译的《孙子兵法》，乃是196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初版本。记得此书是多年前在我住家附近的一家旧书店以极为便宜的价格购得，当时对照中文原文读过一遍，在“致谢（Acknowledgements）”部分译者提到自己应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之介得以联系上了郭沫若和顾颉刚，函询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读了《顾颉刚书话》中的文章才知道格芮非司函询的主要问题以及郭、顾两位的答复情况。
格芮非司的问题主要是：《史记》里的《孙子吴起列传》是否正确，《孙子兵法》是否可靠？过去七百年间，中国学界对孙子及《孙子兵法》的研究情况如何？孙子的生卒年及《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弩”出现在《兵法》中是否可以借此确定铁器使用的年代；四匹马拉的马车使用的年代；以及毛泽东主席及其他著名将军们曾引用过《兵法》并且有所评论，是否有相关研究可资参考？郭沫若就这些问题在信函上作了批示：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四、驷马之乘可作各种使用，作为战车，也可以作为普通的乘舆。根据古铜器的花纹，可以用来打猎。殷王打猎却是两马拉的车子。五、主席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无专门研究性质的评论。郭沫若的批示基本回答了格芮非司的问题，但他仍指示顾颉刚详细作答。查阅2007年台北联经版的《顾颉刚日记全集》可知大致情形：
1958年5月29日 郭院长（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颉刚所在的历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交下《孙子》问题，因将此书翻览一过。记笔记三则。5月30日 看《孙子兵法》。抄格芮非司原函及郭院长批语入笔记。搜集批判《孙子》资料。6月11日 收集《孙子》材料。6月12日 搜集《孙子兵法》资料，并抄出。6月13日 ……看《孙子》。6月18日 综合所得资料，写《孙子的作者》一千五百字。即抄清。6月19日 将昨作文抄入笔记。写郭院长、尹达、（胡）厚宣信，托萧风送所（历史研究所）。顾当时正忙于写“交心”文章，接到郭沫若指示后，“越两旬乃答之”。从5月29日接到指示到6月19日“写郭院长信”前后二十天，正好“两旬”。
这里需要稍事说明：读书笔记在顾颉刚的著述、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估计，顾氏一共写有约二百册笔记，计三四百万字。他生前曾有整理并出版自己的读书笔记的计划，未能如愿。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十年后，即1990年，终获实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十卷15册精装本的《顾颉刚读书笔记》。顾氏在郭氏基础上就孙子其人及《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作了详细答复。从英译本可以看出格芮非司对郭、顾两位的意见全盘接受，同时也有所引申和拓展，所以这是一个十分严谨并且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译本。1960年，格芮非司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孙子兵法》的翻译，这部译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而写成的。这部译著不只是翻译，学术研究兼而有之，据说在英美军队中流行甚广。
顾颉刚认为，中国学界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从北宋起即怀疑其正确性，直至现在。北宋梅尧臣认为：这是战国的战术，和三代（夏商周）的战术不同。南宋叶适认为《左传》记春秋时事最详细，而在《左传》里连孙武的姓名都不见，遑论他做过的事情了。春秋时各国将兵的官员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没有专职将军；孙武不为卿而专任将军，这和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合。孙武在吴王阖闾面前用妇女来试验战事，这是不足信的故事。叶适的意思是孙武此人根本不存在。南宋末年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支持叶适的说法，认为《孙子兵法》虽是古书，但孙子其人的时代是不明不白的。到了明代中期，胡应麟认为孙武的功业表现在吴楚两国间这般显明，《左传》不应不载。大概是战国时的策士因为孙子讲兵法讲得好，所以造出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托空言。清代初年，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里也用了梅尧臣和叶适的话来怀疑《孙子兵法》一书。结论是：孙武究竟是否有其人？还是有其人而不像司马迁所说呢？他的书是自己所作的，还是后学者代作的呢？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顾氏这段话被格芮非司原封不动地直接录入“作者其人（The Author）”一章中：But then, did this Sun Wu exist or did he not？Did he exist，but not necessarily as Ssu-ma Ch’ien relates？Was the book ascribed to him written by him？Or was it written by one of his later disciples？None of this can be determined。
清代中叶，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孙武子论》里也认为《左传》《国语》里都没有说到孙武，这十三篇书确实出于知兵者之手，可是孙武的故事是战国时纵横家所伪造的。格芮非司将这一观点也实实在在地照录不误：Naturally the Thirteen Chapters were produced by someone well versed in military matters. Sun Wu and his book were fabrications of disputatious sophists。
顾颉刚还列举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和武内义雄对《孙子》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然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全不可信。格芮非司在顾颉刚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梁启超的观点，梁氏也否认了孙武有其人。
值得注意的是，格芮非司还引用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观点：在春秋时代，没有人会直接用自己的名字著书立说。如果要读他们的书，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所以不会有以孙武冠名的《孙子兵法》一书。据李零在《唯一的规则》一书（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页）中说：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1958年和1980年冯友兰两次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都收入了《孙子兵法》。
格芮非司在“作者其人”一章中的结论是：虽然“作者不详（Authorship Unsettled）”，但从原创性、一以贯之的文风以及主题的层层推进等方面都表明，十三篇决不是多人写作而后由一人编辑而成，而是由一位既具有实战经验又有丰富想象力的个人创作而成。
格芮非司《孙子兵法》英译本专门列了“孙子与毛泽东”一章。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的《论游击战》《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三篇文章，详细讲述了毛泽东在战争时代如何反复引用《孙子兵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历史。特别指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格芮非司所引用的毛泽东著作是1955年伦敦出版的英文本《毛泽东选集》。
格芮非司《孙子兵法》英译本书后有四个附录，其中的附录三是《西方语言中的孙子》，从中可以知道：《孙子兵法》先后被翻译成了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等西方主要语言。最早的是法译本，出版于1772年，译者是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J.J.M.Amiot），此人长期居住在北京，直到1794年在北京去世。最早的英译本出现在1905年，在日本服役的英国上尉E. F. 卡尔斯洛普从日译本转译了《孙子兵法》，这个日译本本身十分糟糕，英译本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著名汉学家翟林纳（Lionel Giles）对这个英译本极为不满，亲自动手翻译了《孙子兵法》，于1910年在伦敦出版。自1910年之后到1963年格芮非司英译本出现之前，《孙子兵法》尚有三个英译本，都出版于二战期间。格芮非司认为这三个英译本都不够忠实，因而流传不广，价值也不大。
据我所知，继格芮非司英译本之后，《孙子兵法》又出现了七个较有影响的英译本，分别是：1988年出版的Thomas Cleary：The Art of War；1993年出版的Roger Ames：The Art of Warfare；200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John Minford：The Art of War；2011年出版的Philip Ivanhoe：Master Sun’s Art of War；以及2020年刚刚由诺顿出版公司推出的Michael Nylan：The Art of War。另外还有两位中国译者翻译的《孙子兵法》：林戊荪翻译的Sun zi：The Art of War和Sun Bin: The Art of War合译本，由人民中国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999年袁士槟翻译的：The Art of War出版方是英国著名的Wordsworth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出版社。据统计，《孙子兵法》的英译本迄今为止一共有33部之多，足见其在英语世界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