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之前，围绕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中曾陆续涌现出《上甘岭》《英雄儿女》《战地之星》《神龙车队》《金刚川》等代表性作品，电视剧方面则仅有《三八线》《战火熔炉》等寥寥几部。《跨过鸭绿江》的开拓之处在于，它借助电视剧的体量优势，成为首部全景式、系统化呈现抗美援朝历史的影视作品。自1987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表现我国历史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影视剧已经成为主旋律创作中的荦荦大端。近年来，从电视剧《大江大河》《山海情》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这些“新主流影视剧”自觉追求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寻求与时共进的话语表述方式。在这一背景下，《跨过鸭绿江》体现出了主旋律创作的新突破，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化意义。
史诗品格：追求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融合
就影像风格而言，《跨过鸭绿江》的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其显著的史诗性。该剧全方位地呈现了抗美援朝纷繁壮阔的历史，塑造了多侧面的英雄群像，构成了一部浩荡不已的民族史诗。
这种史诗品格首先体现在叙事结构的立体宏阔，尤其是空间与人物的多维度建构上。《跨过鸭绿江》的镜头游走于国际与国内、前线与后方之间，营造起了三重空间：后方高层空间、前线指挥空间与前线战斗空间。故事情节在三重时空中反复穿梭，将错综复杂的多国博弈与险象环生的前沿战事相交织，一个富有纵深感的鲜活历史现场便在多线平行叙事中跃然而出。如此一来，战争发生的根源、战争局势是如何被国际风云所左右的、不同阶段的战略与战术是如何被制定的等问题便被娓娓道出。与此同时，类似高层召开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只身会晤金日成、停战谈判的反复拉锯等段落又以解密历史内幕的方式带给观众以强烈快感。
《跨过鸭绿江》的人物塑造同样也是多维度的。整体上看，该剧塑造了后方高层、前线指挥官与前线战士三重人物形象，且较好地刻画出了不同人物迥然各异的性格。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彭德怀的直率果断、麦克阿瑟的刚愎自负、李奇微的老谋深算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影片塑造了梁兴初、毛岸英、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冰雕连”等形形色色的将士形象，共同构筑起了抗美援朝的英雄群像。创作者还有意变换手法，以凸显不同人物的性格特色。例如，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出场便颇有新意。剧中，在后方高层选定主持停战谈判的人选以及前方指挥部认可这一人选的片段中，剧中人物在知晓结果的情况下有意隐瞒观众，营造了一种“他是谁”的悬念。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中符合了李克农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神秘身份。待到出场后，观众才知他不仅抱病出征，还看到他面对父亲的离世只能异国遥祭，种种刻画令这一人物更具感染力。
《跨过鸭绿江》的史诗品格其次还体现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融合上。在历史书写中，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是充满对立紧张的两种叙述方式。前者追求的是整体的、普遍的、抽象的历史叙述，后者追求的是微观的、个人的、具体的历史叙述。史诗作为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是建构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的有力形式。这也是为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流露着强烈的史诗化冲动，涌现出诸如《巍巍昆仑》《开天辟地》《大决战》系列、《大进军》系列等作品。新世纪以来，着重展现个人化经验的个体叙事日渐上扬，主旋律创作呈现出越来越平民化、微观化的局面。从《我和我的祖国》的片段式叙事到《决胜时刻》的散文化叙事，都可以看到这一显著变化。就此而言，《跨过鸭绿江》可谓一次史诗叙事的复归。不过，它是在吸取以往史诗叙事经验的同时，顺应当下主旋律创作的日常化趋势，努力实现宏观与微观的融合。创作者不仅注重国际形势与战争场面的渲染，也注重生活细节的描画。例如，彭德怀在决定是否受命出征的前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无奈之下，他便将被褥铺在地板上睡下。这一细节看似闲笔，实际上很巧妙生动地展现出了人物彼时彼刻千钧重负下的心理焦虑状态。
虚实交织：在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
除了宏观与微观的交融之外，《跨过鸭绿江》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能否抵达历史真实、历史应该如何重述等问题向来是历史题材作品的争议焦点。对此，《跨过鸭绿江》的做法是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努力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一方面，对于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创作者虚构了大量的细节。以毛泽东、杜鲁门、斯大林的出场为例：毛泽东与厨师交流湘味鱼的味道，杜鲁门俯身在地上找纽扣，斯大林则专心研究堵塞的烟斗。这些细节的加入让人物形象顿时鲜活起来。再例如，剧中还有意加入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与家人温馨互动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场景的增添，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敏感与脆弱，让人物形象更加可亲可近。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关系的描画，更体现出民族传统中历久弥新、绵延深厚的家国情怀。
另一方面，该剧在艺术虚构方面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塑造了侦察员郑锐、狙击手陆乘风、运输员马金虎等几位普通战士形象。创作者对于郑锐与母亲、妹妹的家庭生活的描画，意在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彰显家国同构、舍家为国的民族心理。同时，这几位角色的战地生活和情感经历，为影片增加了难得的轻快色彩，有效拉近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距离。这些虚构人物一方面弥补了历史人物被种种因素所局限的塑造空间，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象征，指代着那些数量上为庞大、但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无名者。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跨过鸭绿江》的艺术虚构之所以较为成功，在于它没有凭空捏造、反客为主。无论是细节还是人物的虚构都是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和历史的发展逻辑而展开的，它服务于想象性真实的建构，并通过想象性的艺术真实尝试去叩访历史真实。去掉这些部分丝毫无损这段历史的呈现，增加这些部分则又能显著提升历史书写的丰富度和情感温度。
总体性叙事：重塑日趋薄弱的历史意识
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跨过鸭绿江》在当下重返看似过时的宏大叙事，有何意义？《跨过鸭绿江》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它表现出强烈的普及历史的冲动。创作者用大量的史料和充分的细节重述了一段逻辑缜密、脉络清晰、主题鲜明的整体性历史。剧中人物还充当起“历史导游”的角色，不厌其烦地以浅显的话语向观众讲解和分析彼时的国内外形势与战争走向。这种总体性叙事的路径，显然与当下许多主旋律作品有所不同。例如，《我和我的祖国》就采取了另一种片段式、集锦式的方式。影片截取了几个代表性历史瞬间，拼接与综合为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提喻法，从某个部分或切口入手去展开对历史整体的想象，类似《金刚川》《我和我的家乡》等作品也是如此。这样的创作路径，可以专注于微观的、局部的历史，但也容易只见树木，遮蔽了历史的总体样貌，从而阻碍了对历史本质规律的进一步认识。
应当看到的是，我们所身处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抵抗宏大叙事、消解权威的社会。尤其是随着虚拟化、网络化生存的愈演愈烈，人们的历史意识正日趋淡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正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片面化，缺乏总体性的历史思维，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文化传统的赓续与国族认同的建构。就此而言，《跨过鸭绿江》的真正意义或许正在于用整体性历史的书写去召唤和重建日渐匮乏的历史意识。透过这种总体性叙事，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民族的来路，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何当年一个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的国家要卷入一场看似以卵击石的较量，为何无数青年会自愿远赴异国，用血与泪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无尽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