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马百亮 译
张文宏 王新宇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丨2021年1月版
1890年秋，温斯顿·丘吉尔写了一首关于流感的诗。当时他15岁，还是哈罗公学的学生，这首少年老成的诗歌灵感来源于欧洲最近发生的“俄国流感”，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最早暴发于1889年秋天的圣彼得堡。对于这位心思细腻敏感的年轻学生和未来的英国首相来说，流感是一种“卑鄙、贪得无厌的祸害”，是一种无视国籍和阶级的疾病。伴随着流感“悄无声息的脚步”，跨越“荒凉的西伯利亚平原”，到俄国、阿尔萨斯和“被遗弃的洛林”，丘吉尔写道：
无论贫富贵贱，
无论地位高低，
一旦染上流感，
同样丧失活力。
丘吉尔这首诗写于俄国流感大流行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反映了他对俄国流感的极大兴趣，也反映了这场流感对维多利亚时代想象的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与1847-1848年的大流行不同，俄国流感被广泛记录下来，并通过国际铁路、公路和海运在欧洲各国首都之间迅速传播，并向西发展，成为日报和期刊广泛评论的主题。全球电报网络的发展，以及伦敦日报和地方报纸的编辑争夺新闻“第一”的竞争，助长了这一趋势。多亏了路透社驻圣彼得堡和其他受流感影响的欧洲国家首都的记者发来的电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能够实时关注俄国流感，这在1847-1848年的疫情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像《每日新闻》和《旗帜晚报》这样的报纸争先恐后地为读者提供来自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新报道，这场疫情很快就变成了真实生活的情节剧。除了《泰晤士报》之外，许多此类报道的语气都是危言耸听的，比如《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头版头条进行了长篇报道，使用粗体、三重标题，以至于《柳叶刀》指责说“对疫情的恐惧是由电报引发的”。这种对流行病报道前所未有的关注意味着，在流感到达不列颠群岛之前很久，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读者就意识到了它的危害。流感通过铁路在欧洲的迅速传播，以及通过全球电报网络对疫情近乎即时的报道，使俄国流感成了某种“媒体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大流行是特别“现代”的，因为它与现代交通和全球通信技术密切相关。
强化了世纪末这种大流行与现代化趋势之间联系的，除了流感的广泛发病率，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最早的受害者正是那些被认为对社会和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的人，比如男性户主、政治家、外交官、邮局职员、律师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雇员。在一个因长期农业萧条而动荡不安的经济社会中，在一个对城市化和社会变革步伐日益感到焦虑的时期，这赋予了流感广泛的文化意义。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1891年谢菲尔德等北方城镇的高死亡率以及英国政要的病亡。1891年5月，约克大主教去世。1892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克拉伦斯公爵去世。另外，流感还会导致神经系统问题，引发精神病和自杀。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右）和他的外甥、爱尔兰事务大臣阿瑟·贝尔福是最早一批染上这场流感的英国人。资料来源：Fun， 15 January 1890， p.24。经大英图书馆授权使用。
就像对其他危险事件的反应一样，民众对流行病的反应是由其直接生物影响和与有关事件信息交流相关的“风险信号”所决定的。就像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指出的那样，这些信号是复杂的心理、文化、社会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既可以减弱也可以放大社会对危险事件的反应。这种放大效应可以通过对风险的直接体验而发生，在传染病暴发的情况下，这种体验可以是家庭成员的染病或死亡，也可以通过从科学家、新闻界或社交网络那里收到的关于风险的信息而产生。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型，关于风险的信息越多，发生放大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有关风险的争论，对风险及其象征内涵的戏剧化也都会导致这种放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科学和新闻界发出某种危险事件有可能发生的信号。因此，伯恩斯（Burns）和卡斯帕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危险事件的社会成本是由“事件预示着什么”来决定的。桑塔格持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现在人们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科学工具和技术对未来做出预测，这“可以启发人们应该如何处理当下”。桑塔格追溯了世纪末这种“面向未来”的思维习惯，指出对风险的科学评估使“每一个过程都成为一个前景，让人们根据统计做出预测”。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了“现实中的流行病和根据统计推理被预测的大流行”之间的鸿沟，桑塔格称后者为“即将到来、尚未发生、的确无法把握的灾难”。结果是“一个永久的现代场景，即末日迫近，但并没有发生。”
19世纪90年代对俄国流感的风险信号是这样被放大的：第一，报纸报道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以确保疫情始终在公众的意识之中。第二，对流感病因和传播的不同理论意味着，在大流行的关键年份里，这种疾病是引发激烈医学争论的话题。第三，流感侵袭的速度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加上英国政要的病亡，提供了一种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性征兆的叙事。虽然流感可能并没有被视为对个人肌体的特殊威胁，但是它造成了英国这么多个社会阶层患病，其中包括最有名的议会要员，因此被视为直接威胁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肌体。所以才有了丘吉尔“无论地位高低，一旦染上流感，同样丧失活力”的说法。最后，随着流感发展成为更密切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监测的对象，流感与肺炎和其他形式的呼吸系统疾病之间的联系引发了对俄国流感的恐惧。到了1891年，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疾病大大提高了超额死亡率。
——摘自《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丨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