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就任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亮明了对中国的态度。谈及中美经贸关系，拜登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也准备与中国合作。
为应对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拜登着手在人事上排兵布阵。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4日报道，拜登调遣了多名亚洲问题专家加强其外交政策团队，意图于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区域努力提升美国地位。分析人士指出，任命坎贝尔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之举，可以肯定拜登有意更多关注印太地区，并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关系。
据悉，坎贝尔是前总统奥巴马时代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并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师。“印太协调员”一职被媒体形容为“亚洲沙皇”。有官员称，坎贝尔将直接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位于沙利文和副助理乔恩·芬纳（Jon Finer）之下，三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则直接向坎贝尔负责。
CNBC指出，预计坎贝尔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沙利文一道，在制定拜登政府涉亚洲、特别是中国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2021年的涉华政策实质上与盟友政策息息相关。”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商业与经济事务信托主席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分析指出，“我想我们能够见证布林肯、沙利文以及坎贝尔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接触，而不是直接同中国接触。”
肯尼迪认为，这种策略相较于特朗普时代的“单打独斗”将更见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尔曾于1月12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与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合著的一篇文章，提出印太区域面临两个“具体”挑战：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以及美国的撤退，认为“是中国的自信和美国的矛盾使区域处于动荡之中。”
文章概述了美国于未来数年在印太区域可以采取的三大战略。其一在军事上，美国应转移注意力，不再“单一地专注于主导地位”以及聚焦在像航空母舰这样“昂贵而脆弱的平台”上。与此同时，美国应在“相对不那么昂贵的以及非对称（军事）能力”上加以投资。比如相较于航母，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潜艇就属于“不那么昂贵”的范畴，以此加强美方威慑。其二，美国应对重新接触印太区域抱以更严肃的态度，即加大出席区域峰会的频率，加强与区域国家的合作，并以收益良多说服中国遵守所谓的规则。最后，在区域内，美国构建国际关系的身段要灵活，即针对具体议题设置特定机构，而非形成一个“大联盟”应对所有议题。
事实上，拜登及其团队已经着手联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CNBC指出，拜登已分别致电日本首相、澳大利亚总理以及韩国总统。布林肯也已同日本外相、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外长进行过交流。
分析认为，拜登的首要任务或者称为所谓对华战略的第一步，就是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以及关键国家接触，寻求巩固美国作出的安全和外交层面的承诺。
就中美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也有望打开新的希望之窗，“做正确的事情，永远不晚。”
何谓新的十字路口？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刊文指出，遏制中国是不可行的选项。文章认为，中国经济高度融入国际。尽管这会造成脆弱性，但也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市场对全球众多国家产生磁吸力。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强调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与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不愿意重美轻中。
而在过去20年里，特别是过去4年里，美国破坏了自己在理智、正直、可靠、甚至遵守基本民主准则方面的声誉。这点很重要，因为在这场美中竞争中，盟友至关重要。美国过去常扬言让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在经历了“单极时刻”的狂妄、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和特朗普任期后，美国算是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
文章指出，美中关系会有很多竞争，但也必须有深入合作。在意识形态之争中，西方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中国，而是在自己国内恢复这些价值。
香港《南华早报》则刊文指出，新冠疫情使中美脱钩机会减少。文章认为，中国是去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种好运气看起来将继续。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90%，几年后可能会超过美国。此外，中国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用品和疫苗以帮助抗疫，从而扩大了全球影响力。至少未来几年，世界将向中国进一步靠拢。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似乎想延续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但华盛顿限制中国的空间已大大缩小。由于疫情影响，美国现在更加依赖中国，而非相反。
正如赵立坚所言，对于美方，顺应时代潮流，倾听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呼声，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与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对话，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方能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