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先生的刘统，此前尽管创作了许多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军事史的著述，然孤陋寡闻如我者却是在一年多以前拜读了他的《战上海》后才知其人，当时还以为这样一部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在作者笔下竟然被处理得那么质朴，这是不是有点太过拘谨？此后在我们共同参加的一个论坛上有幸分享了他自己关于创作这类题材的一些心得后，才理解了刘统的基本创作观：那就是尽可能地穷尽相关史料，而且最好要原始的和第一手的，进而再梳理清它们间的基本逻辑，用事实发言，不刻意拔高、不预设立场、不轻易评论。有了这样一番铺垫之后，这次读到他的新作《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这部题材更重大、风格更无华的新作时也就有了相应的思想准备。
《火种》全书近50万字24章，意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探讨红色火种如何在长长黑夜中成功燎原。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一部党史研究专著，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来阅读。不过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段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中共党史自然都不会完全陌生，且不说从中学到大学都有这门必修课，而诸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些有关党史的权威著述都曾是不同时期我们的共同读物。综合这些个因素，刘统这部《火种》的写作客观上就要面临着一个高台阶，而且这类重大题材加上非虚构的写作更不是啥主观创意、抖抖机灵就好使的了。
整部《火种》阅读下来，最令我折服的倒不是其立论与观点有多少新鲜多么深刻，而是他对大量第一手原始史料的爬梳剔抉。坦率地说，《火种》中所涉及的众多人物与事件我过去也并非一无所知，但读完整部《火种》后的感受，首先是知识的增长与补白，许多自己过往不曾知道或知之甚粗的知识点在《火种》中得到了弥补；二是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弥补，对中国共产党何以诞生以及诞生之初何以那般艰难最终又何以走出泥淖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与认识。这显然比那种填鸭式教育取得的效果要好许多。静静想来，《火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得益于大视野、小切口和实佐证这三招。
一大会址
尽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但《火种》的起笔却是落在这之前20年那令国人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而落笔则止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年的“古田会议”。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一招：“大视野”。
如果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为轴心，《火种》却起笔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是因为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世界各国列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与掠夺，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彼时当朝的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但至少是不愿意江山在他们手中沦陷，于是就有了张之洞的君主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废除科举、小站练兵等一连串的所谓“新政”。然而，面对清王朝的病入膏肓，皇族的这一系列把戏不仅挽救不了其自身终将覆灭的命运，反而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更加灾难的深渊。于是刺客与愤青、革命党人一次次起义等接踵而至，在这样一轮轮的冲击下，清王朝终于轰然坍塌。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内耗和涣散等秉性终使他们无力撑起一个有力的共和国，政权又落入各路军阀之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五四”运动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被送了进来……如此这般铺陈，其目的就是在用事实无声地阐明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莫名的横空出世，不是突发的一种偶然，而是中国的历史进入那个时代后必然的产物。而时间往后延，历数这个新兴政党创立之初虽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刀刃，历经屠杀和围剿依然生生不息的事实，同样也是在用事实无声地阐明另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延绵不绝的顽强生命力。而此后，党的发展历程同样一再地证实着这一点。
《火种》的编排有讲究。全书24章，在目录和正文篇章页的每个章题之下均列有若干小题，有点近乎“节”标题，少的有八个，多的则达17个，但正文中却又没出现这些小题，只是内容依照这些个小题的顺序在推进而已，因此我只能称其为近乎“节”的标题。这些个小题绝大部分都是指向某个十分具体的事件，除去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嘉兴南湖一大闭幕”……外，也有“虚无党与暗杀之风”“汤坑之战失败”“罗易泄密”等许多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二招：“小切口”。
每个小切口其实就是一桩桩具体的事儿，刘统将这些个事儿写得十分生动具体，仿佛在牵着读者感同身受地重返那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现场。在这里“真实”二字尤为重要，比如蔡元培过往在我的认知中就是“宽容”的化身，《火种》让我知道了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首倡者竟然也是这位蔡先生；比如陈独秀过往基本已固化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火种》中我们却看到了当时已被排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于1927年11月12日“给中央常委们写了一封信”，面对当时党内领导层中普遍存在的左倾盲动倾向，陈氏依然直陈“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全然一副置个人荣辱于不顾的长者模样。《火种》如此这般对某位历史名人形象完整的勾勒，其实一点也没有使他们的基本轮廓错位，反倒是更加真实、更加立体。而将这些个小切口串连起来，党的形象同样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政治组织而非一个干巴僵硬的概念群体。
瑞金大柏地战斗遗址
刘统在创作《火种》时，对自己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资料”，“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追求原始版本”，“不但要读档案和原始资料，还要实地考察”。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三招：“实佐证”。
先说实地考察。为创作《火种》，刘统先后在湖南，从七溪村行到排埠村；在江西，从寻乌圳下村行到瑞金大柏地；在福建，从上杭苏家坡的山洞行到古田村……正是这些个现场考察，使他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初出茅庐时险些送命的惊险、“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坎坷和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而“这些感受，都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再说注重第一手资料。在南昌、秋收起义等相继失败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本应审时度势，积蓄力量、保存实力，但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却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因而提出了全面进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即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而这样一次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竟然还是由那个刚到中国才几个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纳明兹所掌控，于是就有了以广州起义失败为标志的城市暴动路线总失败，一大批共产党人沦为这条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如此血淋淋的惨痛事实如果“不读档案和原始资料”、不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真实的呈现。而类似这样由原始档案而还原的历史真实场景在《火种》中还有许多许多。
刘统
让事实说话，是《火种》总体上最鲜明的特色。虽然作者偶尔也会直接亮出自己的看法与评说，但这种时候总体上并不是很多，读者更多的是在通过对刘统爬梳过的史料的阅读后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评判。我想这样一种基于基本史实基础上的自我学习与思考所产生的效果，自然要比那种简单地接受说教与灌输的学习要好得多。因此，在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教育以及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本《火种》可谓恰逢其时，价值不菲。
图片：搜狐 百度百科 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