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先生
二十年前惊闻云乡先生遽归道山，他向来是从不生病的样子，至今都没弄清楚令人心痛的细节。曾探望其女儿，生怕触发伤感引起她心脏不适，不敢询问。倒是其外甥观兴（原来常驾车陪先生出游）在电话里说很意外，因感冒在医院里没住几天。坊间传说他赴京办事受寒，返沪后泡澡，谁知一泡起不来；又说陪同拍摄电视片劳累染病，还有说身患重疾没早发现所致。其实自他夫人病故后，我明显觉察先生于笑谈间不时流露淡淡忧伤，几次会餐散后，叫我给他搬凳搁脚，歇歇脚力再回。如今想来，可能是体衰征候。
对于先生的纪念，并不闹猛，自然平静，恰如水流云在，悠悠绵长，一如前辈的“不聚徒”。先后读过十几篇纪念文章，胡洪侠主持“想起邓云乡”专版，恍若眼前；还有雷军利《〈邓云乡集〉痴想》，颇为中肯。
《邓云乡集》2004年问世。有感于书市除“集”供应外，选本寥寥，倘能精选其名篇佳作，以“选本”形式着力推介，受众面当更广。江苏文艺社汪修荣总编让我充任编者，费时半年编定，注重普及性、可读性，力求兼及诸种题材；历年检得数篇“集”外文，借此贡献，像《我读〈吴宓日记〉》《文学前辈书法》《红楼茶烟琴韵》，“文史零拾”亦取三则。另《“茶馆”思绪》，原有文本均收“之一”，现补入“之二”。依据自定“标准”，也有“集”外文并不适合编入者。先生为读书界公认的散文家，生前几次在编辑单行本时拟书名有“散文”两字，皆未实现。因而拙编拟总名《水流云在散文》，分列《秉烛清话》《感旧说雅》《海上京腔美食谭》三部。这一编目也是我的读书心得，希望可供读者参考。为获得授权专访先生女儿，并请观兴君协助；前年汪总又联络，购权要提交拙编目录；一年后又试了，但真像先生感叹“人生遗憾事太多”那样，我只能安慰汪总，先生廿年祭无法出版，就等百年诞辰。
因拙编而回忆起从前疏远的请教。1981年春，先生辗转联系我，需用市工人文化宫话剧队主角张孝中照片，不久又问我要郑逸梅、李丁陇等照片，我都按要求洗印，送到他在作协的临时编辑办公室。他告诉我，杜宣创办文学报，借他来写稿，也为中新社写供港澳的文艺专稿。第二次去，他送了两盒当年稀少的、上海人喜食的卤汁豆腐干，说在苏州特地为我买的。又去，他让我等他忙完，近午时分一起骑着自行车，直奔东海咖啡馆。他说得了稿费，欣喜之情好像“万元户”，请我吃炸猪排、红烩牛肉和乡下浓汤。餐后为我买一杯奶咖，自己却喝清咖。我颇为感动，当时百废待兴，奶咖属高档饮料。
先生家庭经济压力较重，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靠“爬格子”来贴补家用。但对朋友很热情，常把辛苦挣得的稿费请大家分享；倘去他家做客，都是尽其所有招待。多年来，我对他的善良厚道，体验越来越深。因梓翁的关系，常假豫园得月楼聚会，每次皆从出口进入。有次他带我去，门卫新来，口出粗言。他竟不动气，拉着我到入口处，抢先买了门票，进园边走边说“不怪门卫”，又笑谈撞上的“尴尬”故事，那种淡定风度，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堪称盛事的七次“豫园雅集”，由他承担全部安排，然他从不居功，一再说“雅集费用均有颖南兄提供”。有次散席，他带我陪护起潜老人回家，在车上很为周氏花费感动，亦抱怨“斩风”流行，末了叹道：有人吃完嘴也没抹就说颖南有钱。这不是有钱无钱的事，从前学者教授请两桌客没问题，近年已无此实力，颖南深知这点，每次来沪设宴，完全出于对文化前辈的真挚景仰。
他生肖属鼠，比我年长三轮，我起初叫他“邓老师”。见面坐下，他喜欢哼几句“上海闲话讲勿来”的童谣，对沪上市井风情观察细致，多有精辟见解，开玩笑说，阿拉北京人奔东跑西、朝北向南，清清爽爽；侬上海人只会大转弯小转弯，没有方向感。让我忍俊不禁。他说起数年前谋求调回北京教书，就差一点没能办成，神情伤感。我说“您来上海，我还没出生呢”，他唉声叹气地连说“不习惯”，又说“太逼仄了”。他录诗馈贻“忽思余落魄江乡已三十余年矣”，又“看云海上几经年，望断京华故国烟”。真是这样呵，那年头生活工作的环境狭窄，又压抑多年，“人盯人”计较习气泛滥。当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许多自觉才能和专业被埋没者都寻找各种关系，盼望改变环境，改变命运。
我刚学会用“双鸽”打字机时，他给我一叠文稿，就是现为名篇的《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我连续打了四五个晚上方竣，又花两个晚上校对，懵懂的我第一次看到“论文”竟能如此写。那是初秋的事，国庆节后他就去北方出差了，说去山西又到北京，因之许久未见。大约一年后我上班时，总务大叫有电话，跑去接听，传来邓老师热情洋溢的声音，说有稿费在他那里，因学校评职称，他已回校，很少进市区，明天他要到上海师院开会数天，可清晨在外滩43路起点站见。这令我很兴奋，添置的海鸥牌相机正嗷嗷待哺，洗印急需费用。感动之余，带上两沓文稿纸报谢。聊了半小时，他还欣喜地说“清代物价”已刊出。后来去过他在河间路的学校宿舍。往后他有三四年出任电视剧《红楼梦》“民俗指导”，游走各地拍摄现场工作，谒见更是稀少。然在报刊上时而读其音尘，“夜报”上能读到他的随笔诗词，接着是《鲁迅与北京风土》风行一时。
进入1990年代，我已改称他云乡先生。因了我常去拜访的几位前辈与他过往甚密，加上“朝花”陈诏、“笔会”萧关鸿，尤其他的“红学同志”魏绍昌时常招宴，这就创造了我见他的机缘。他不善饮，却喜欢“意思意思”，我如能忝列末座，就为他斟上半杯啤酒；有老辈好喝黄酒时，就为他献斟三五调羹的量，他笑道“喝咳嗽药水了”。席间总是言欢不尽、畅叙无休，精力和记忆着实惊人。有次聊起外甥，他颇为自豪。上世纪60年代中返京，15岁的外甥陪他到虬江路火车售票处排队购票，十分机灵。最厉害的是上车前一晚，外甥带着旧席子在人山人海的北站候车厅通宵排队。翌日大早，他找到排在靠前的外甥，外甥买了站台票，剪票后一马当先，奔向硬座车厢，抢到靠窗座位。如今忆念从前聚餐欢乐情景，顿生“但有音容留梦里，再无杯酒笑灯前”之感。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电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呵。我深知他偏好交游学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起潜、从周先生，姑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投赠，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写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绘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嵌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攒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如俯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象征，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有之，言其为史笔亦可也”后，止庵评论他承继知堂一路的写法，《草木虫鱼》发扬光大，《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自立门户，与《鲁迅与北京风土》《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均为其毕生杰作，“邓氏已矣，或许竟可视为中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断绝”。我不敢谬托亦有如是见识，可确实深有同感。
这路文体，吕叔湘认为“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钱锺书说是“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云乡先生循此道精进，深入堂奥。有回听他谈笔记写法，倘写得自然朴直，富于兴味，就会津津有味；知堂最善这路文章，云乡先生爱学此类写法，但很难写；还如“抄古书”，抄什么，如何抄，大有讲究。我深受先生所作所论的影响，不免依样画起葫芦，为拙编《抗战漫画》写的“选编感言”，应是“论文”，但没按现行论文格式来写，却用闲谈笔调阐述；后来干脆以笔记体写了一本《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可说是在先生影响下而为之。
先生曾致电为我引见端木蕻良、周汝昌和冯其庸，我因此都受到款待。他与冯先生同庚，过往密切，冯先生问他“你文章如泉源，不掘地而自出，究竟是什么缘故”，答“一个笨办法，天天写，也天天读”。其读写勤奋，内中甘苦惟身经历者方能知之。常在聚会结束时，我顺道陪他至外滩车站分手，见其作量多质高，就想恭维几句，岂料成天笑呵呵的他竟苦笑说：书是出了很多本，不是“血泪史”，也是“冷汗史”。听来沉痛，他的好几本书都苦苦等待了五六年，好不容易印出错字又多，有一本还掀起风波。他说，手头忙就不要接，接了一“掼”，就如迅翁告诫的浪费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慢性自杀”。最让他沮丧的是“上当受骗”，他忿忿然学沪语“‘钓鱼’呀，哪能嘎促狭”，曾仗义执言为他声援。
1993年岁末，一位编辑远道来为新刊组稿，聚晤后先生热情地连寄三篇，相继刊出。后编辑又为“笔谈”约稿，他写了一篇寄去，却无消息，连发数信恳求不用请退稿，仍如泥牛入海。如今通读《邓云乡集》，见有《著书难为稻粱谋》《稿费沧桑》《为书打官司》《一套好书的困惑》等，起码十来篇提及“能赖就赖、能拖就拖”的遭遇。被厚道的老人家不惜形之笔墨，虽写得克制，大都点到为止，而我听他说起相关经历，甚是伤感。但他的这些文字读来在在通情达理，“写本书换点稿费，养家糊口，不抢人，不骗人，凭劳动赚钱，对得起天地良心”，还称赞《清代八股文》责编刘仰东博士“十分负责认真、十分客气，来信一再道歉”。
走笔至此，不胜感慨系之。忽然忆起云乡先生说自己与“牛”有缘，先是甘做“孺子牛”，后成了“牛鬼”，再后来“砚田累岁荒芜甚，好趁晴光着力耘”。我似乎望见先生那远去的“全心且自学犁牛”之身影，他不愧是活跃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界的一位重要写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