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主导的信息社会里，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的相互嵌入带动人类知觉空间的快速更迭。自媒体与社交媒体传播的碎片化、娱乐化加速了受众内在安定感的不确定性。在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如能以传播的视角观察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从中汲取养分，或能有助于对抗与缓解我们在接触媒介时产生的焦虑、孤独和不安。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中国哲学从根本上是围绕生命真相而展开的思辨与修证哲学。他指出：“中国哲学……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安顿生命。希腊的自然哲学，以自然界为主要课题，对象是自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呈现出 “身体即媒介” “心灵是本源”两个面向，认识这两个面向，当可帮助我们在信息社会安顿身心。
关于“身体即媒介”，近年来传播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是“具身实践”的媒介哲学。“具身实践”围绕“儒家的修身、道家的养身和释家的空身”而展开。儒家更注意将身体视为媒介，“垂衣裳而天下治”；而道家更强调将身体视为信息，以身体为道场（谢清果）。
《道德经·十三章》对身体有专门论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憨山大师对此的诠释以佛入道，认为如果世人将身体认为是主体之“我”，那么就会被一己肉身所困，难逃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八苦。《楞严经》中对憍陈如尊者悟道的记述也将“身体”比喻为旅亭，将“意识”喻为行客，将“心体”喻为主人，可以说是“意识”借“身体媒介”彻悟“心之本体”的人内传播实践。
我们进而可以说，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心观心”，于生灭无常的意识流中发现湛然不动、寂照常明的不变“心性”的传播模式。无论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反身而诚” “尽性知天”，还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无不彰显着这一传统。
德布雷认为“媒介不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技术手段，更是一种以技术为载体的中介实践”。意识借助身体媒介进行的中介实践，其目的是发现自己的真心，即意识的源头（胡塞尔称之为纯粹意识）。用今天传播学的话语来说，传统文化中，心的中介实践是通向“道”之真理的唯一途径。陈来还曾从“体” “用”层面将明心见性与康德的哲学进行了贯通。他指出：“意识的活动是‘方起方灭心之用’，心境的持久安宁是‘不起不灭心之体’。从哲学上看，这种观念认为心有出入、生灭、感应、流转，变化不测；而心之本体则无出入、无生灭、无感应流转，寂然不动。用《周易》的语言来描述心之本体是‘寂然不动’的，心则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知觉感觉之心与心之本体的这种区分很像康德根据‘本体’与‘现相’的区分所理解的‘意志’与‘意念’的区别”。
禅宗将心分为 “真心”与 “妄心”，认为真心被妄心遮蔽不显，而妄心恰恰来源于思考——真理只能被经验，不能被教导。因此对“智慧之道”的把握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知识与理性，通过逻辑、分析去阐明，但无法直接经验；二是通过心灵的觉性感悟，无需语言乃至思维，而是需要“直观的悟性”去契入。如禅宗所言，“妙高峰顶，不可言传；第二峰头，略容话会”。
宋以后的儒家学者认为儒家的心性密码藏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里。可以说，这亦是一幅传播路径图——以身体为媒介，既进行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传播（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进行返照的内向传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最终达到外在传播与内在传播的统一。“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重要与不易，如王夫之所言， “是儒者第一难透底关”。若想破关，必须有绵密的中介实践功夫，儒门称之为“笃行”。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而不行，是为不知。身心合一的中介实践是传统学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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