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莫言，曾在“土台子”上看民间戏团的演出，锅灶下面抹一把灰，演员就上台了；1978年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全国轰动，还在当兵的莫言非常激动，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因小说成名之前，莫言真正的处女作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到了长篇小说《檀香刑》，莫言索性按照戏剧的构思来写，贯穿始终的“猫腔”来自山东地方剧种茂腔……
戏剧的浸润究竟给莫言创作注入怎样的影响？13日下午，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剧作家喻荣军、评论家汤惟杰、诗人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围绕莫言话剧中的历史人物展开围谈。喻荣军和孙孟晋谈到，莫言的剧作具有可读性，想象空间大，比如从《我们的荆轲》里能读到莎士比亚关联的东西，荆轲人物身上可一窥莎翁笔下哈姆雷特的影子，包括内心语言、对白、人性的挣扎等。
“戏剧应该比小说更早，对老百姓的影响更大。一部好的小说，内核是一部剧。”恰如莫言曾说，小说的语言应该向话剧、戏剧等曲艺样式学习，培养出节奏感。2020年8月，莫言的话剧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和影视剧剧作集《姑奶奶披红绸》由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平装新版，展现了他通过编织对话、设置场景、设计人物动作等手法，推进故事、勾勒心理、营造气氛的强大想象力。
“我过去的小说里，过于炫目的语言把我写对话的本领给遮蔽了，写话剧能激发我在对话方面的才能。”莫言曾如是自评。《我们的荆轲》剧本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秦舞阳、高渐离、狗屠以及燕太子丹和燕姬等人，纷纷从神坛走下，成为可知可感、有血有肉的人物——既有虚荣和欲望，也有自我怀疑和人生困惑，有诡计和手段，也有爱和责任。在“刺秦”这个大框架下，每个人都要做出不同选择。
“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作品中，莫言重新赋予人物以“穿越”般的现代思想，在犀利对话、幽默表演和颠覆性的故事背后挖掘人性。正如从芬兰特地赶到俄罗斯观看演出的戏剧专家所说：“哈姆莱特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选择，荆轲也有刺不刺杀秦王的纠结。这是人类共通的困境。”《我们的荆轲》曾参加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并获全国戏剧文化奖之话剧“金狮奖·最佳剧目奖”和“优秀编剧奖”；后赴俄罗斯演出，获“第24届波罗的海之家戏剧节·最受观众欢迎剧目奖”。
“观众到剧场并不是看清历史的全貌，而是希望通过故事获得解读的新角度，这会为戏剧形成张力。”喻荣军认为，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不太一样，戏剧是即时给现场观众看，要和观众之间形成互动，要有现场沟通。“在演的时候和观众的内心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很久之前的对话，是新的现场的关联。”莫言在创作剧本时观众产生连接，剧本中的一些“不管不顾”，是作家对历史进行的再创作，借用历史素材创新再表达。在汤惟杰看来，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叙事是层叠的，一层一层地累积叙述。从莫言反身看司马迁，可以看到《史记》中有许多留白的历史叙述，能够让读者依据想象力填补空白，这使得《史记》充满魅力，也为后人提供了艺术再创造的资源和想象空间。
剧本《霸王别姬》同样取材于《史记》，但对历史人物的阐释同样是颠覆性的。虽然故事以楚汉战争为背景，但莫言将视线投到了吕雉和虞姬两个女性角色身上，通过她们的对话、对峙、抉择乃至最后的反转，呈现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事功”与“亲情”二者间的艰难取舍和权衡。莫言曾形容“这是一部让女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男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的历史剧。”
《霸王别姬》剧本由空军话剧团排演，曾在人艺小剧场演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场场爆满；又陆续在德、韩、埃等多国国际戏剧节上演。分享会现场，侧耳团队成员王幸、雷小雪朗诵了话剧《霸王别姬》片段，演绎了吕雉和虞姬的两段对话。当我们将熟悉的历史中的人物还原到更为纯粹的女性身份或更为真实的人的身份来看待时，又可以从角色中诠释出独特角度。汤惟杰对《霸王别姬》剧本里的这条线印象尤其深，凸显了“女性和历史、女性和英雄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如何隐秘地在那个年代造就历史”。
除了历史剧，莫言也写过近当代题材，如话剧剧本《锅炉工的妻子》以知识分子返城为背景，表现人的欲望和情感的复杂性；影视剧本《英雄浪漫曲》讲述断臂英雄复员还乡后，面对日常平凡生活的复杂人生。到了长篇小说《蛙》，就是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的，这种形式也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
图片：出版方 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