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夏玉琛1925年生于浙江吴兴南浔，因其生身父亲夏氏早年患病去世，遂随我祖母诸礼瑛跟徐森老重组家庭，由此成为森老继子，早年即追随他从事古籍善本的整理、保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森老出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之初，家父年方25岁；由于人品出众，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森老信任和器重，不久被委派至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事文物征集、编目工作，经手入藏保管、登记各类文物。听他从前回忆：现存上海博物馆青铜陈列馆的镇馆之宝西周大克鼎，就是当年家父凭陈毅市长一纸手谕和森老亲笔手书委托信，去苏州潘达于先生家启运来沪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
我出生于1961年，时森老已年近耄耋，他老人家含饴弄孙，对我视同己出。因该年生肖属相是牛，他还特地替我取了小名叫“牥牥”，寓意马行千里，牛亦能行百里。“牥牥”这个乳名，我抵今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家人、亲戚，还有老邻舍、儿时同学至今都这样称呼我；它与我幸福的童年时光紧密相连，令我难以忘怀。所以，眼下我的微信名字依然沿用着这一小名，也正是为了铭记祖父森老的恩典。家父曾告诉我，森老甚至还曾经替我起过一个大名叫“霜腴”，寓意生命只有经历过严寒霜冻，才能绽放出丰硕的成果。此番纪念森老公公诞辰140年的盛典，委实令我感慨良多，感恩不已。
再说家父在森老栽培下，自上世纪50年代起接触古书画，因编目需要，常会从文献搜录书画家生平资料来提高自己对古书画的认识，并对感兴趣的题跋自觉过录研究揣摩，终于40岁时在国家级杂志《文物》月刊发表第一篇古书画学术论文《记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考证评析苏东坡、文与可的绘画特色，从此奠定了他在古书画研究上的一席之地。
退休前几年，家父还手不释卷，甚至看起了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原来他是受文管会副主任方行先生委托在整理《王文公文集》。此书系由废弃公文纸张印成，纸背是宋人官场往来书信，方先生非常看重，多方听取专家意见，提纲挈领定好格局，因了解家父学识而专门委以重任。家父遵嘱历时五年，终于在退休后出色完成这一整理研究任务，将之定名为《宋人佚简》，并特意作序，因为它凝聚了家父暮年的研究心血。如今检视他遗留的工作笔记与各类书画评析文稿，毫不夸张地说，足可用麻袋来装运。这是他留给我的不朽精神财富，我将永远好好珍惜。
顺便一提的是，这部书当年也是徐森老慧眼识宝购入的；而作为其继子，家父可谓子承父业，传承并发扬了徐森老的学术思想与精神。
家父壮年时为完成文稿往往通宵达旦，接连开几天“夜车”。暮年完成《宋人佚简》后，他还替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撰写书画评析文章。父亲熟悉馆藏古书画，下笔游刃有余、举重若轻，这些小品文兼具知识性、学术性，极受港台以及海外读者欢迎。他自己也不无自得，曾对我说：“直到如今稍有积累，才能一气呵成写几篇书画评析文章啊！”而今整理他发表于《大公报》的这些遗作，竟达162篇之夥，完全足够编一册卧游录了。
父亲在家时爱看京戏，听评弹；高兴时还会拉开嗓门唱几句。他给我上的最生动一课，除了解说宋代画家梁楷绘制的《八高僧图》手卷外，就数那次父子同游苏州虎丘了。记得那天他兴致盎然，与我沿着七里山塘登上虎丘，边走边讲解沿途摩崖题刻，竟让我有一日千里之感。我想我对书法绘画的兴趣，便是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