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左）在陕北与毛泽东的合影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怎样去到陕北的？他是一个外国记者，怎么能进入被重重包围的陕北红军区域呢？关于这件事，历来的讲述多种多样，有人说通过宋庆龄，有人说通过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还有人说通过黄敬，让人莫衷一是。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斯诺自己在《西行漫记》中说，1936年6月，一位中国好友带给他一个消息，他可能有机会进入红区。需要立即动身。在1958年出版的《复始之旅》中，他提到了宋庆龄：
……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更是成了“未知之地”。我向《纽约太阳报》和《先驱论坛报》秘密提议，让我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赞成我的计划……于是我便到上海去，再次去拜访孙逸仙夫人。我请她帮助我，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一个中立者来接待，而不把我当间谍。一九三六年春，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为我做了安排。通过她，我与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还告诉我同西安府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第182-183页。)
但斯诺并没有说清宋庆龄是怎样为他安排的，也没有提到宋庆龄是怎样得到中共的同意？“一位教授”是谁？他是宋庆龄与共产党的联系人吗？这信又究竟是谁写的？又凭什么有权决定让斯诺去陕北？斯诺又为什么认为宋庆龄可以让他避免被红军当作间谍？都没讲清楚。甚至他说1936年春从上海回到北京，那么什么时候去上海的？都没有说。还有，斯诺没有说，与斯诺同时进入陕北的，还有一个美国医生马海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们通过1936年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后来的书证材料，可以弄清其来龙去脉。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埃德加·斯诺就意识到，刚刚长征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正在书写一部全新的历史，而不是像国民党宣传机器所污名化的那样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因此决心冒险进入陕北，去寻找这片为红五星所照耀的土地上的真相。他得到了美国《纽约太阳报》和《先驱论坛报》的支持，据说他曾联络中共党员、曾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黄敬，黄敬曾报告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1936年4月下旬，前往上海，试图通过宋庆龄，找到打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进入陕北红区的途径。
恰好在此时，红军东征后，中共中央于3月间收到鲁迅、茅盾从上海发来的对红军东征的贺电，于是决定派原中央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原部长冯雪峰作为特派员，到上海去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地方党组织，建立电台，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并重整左翼文艺界阵营。同时，意识到需要向外宣传红军的真相，又由于经过长征的部队人员身体状况极差，且缺医少药，亟需好的医生。于是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在给前往上海的特派员冯雪峰布置任务的时候，要求他物色能够为陕北做宣传工作的人员和医生，送进陕北。
▲斯诺（左）和宋庆龄
按照冯雪峰的回忆，4月15日左右，冯雪峰从瓦窑堡出发，20日左右到达西安，按照中央给的联络方法，找到了“禁烟委员”钟可托，在那里见到了在那里等他的钟可托旧同学、地下交通员董健吾。董健吾原来是上海地下党特科系统在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后保留下来的秘密交通员，原来受上海方面特科的徐强领导。冯雪峰前往上海后，董健吾就接受冯雪峰的直接领导。
冯雪峰与董健吾4月20日左右从西安坐火车前往上海，4月25日到达上海，即由徐强安排入住上海大世界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第二天下午，冯雪峰拜访鲁迅了解情况。当时鲁迅与许广平正巧带孩子一起外出看电影，保姆接待了他，当晚住在鲁迅家里，一直住了两个多星期。
恰恰同在26日下午，斯诺在青年翻译家姚克的陪同下拜访鲁迅，但因保姆说鲁迅不在家，没能见到鲁迅。
5月初，冯雪峰先后见到了史沫特莱、宋庆龄、沈钧儒等。冯与宋庆龄除了谈及其它问题，还谈及了关于物色公正的记者和医生进入陕北的事。事实上，在当时，推荐记者和医生，宋庆龄是最具有人脉和条件的。虽然冯雪峰明确说，斯诺想要去陕北，这是史沫特莱向他提出的，但史沫特莱原本就是宋庆龄的秘书，当时与宋庆龄关系密切。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都与斯诺熟识，而且冯雪峰到上海后，很快与宋庆龄和史沫特莱都见了面并交谈，而史沫特莱更是与冯多日长谈。差不多与此同时，斯诺也找到了宋庆龄，提出了去陕北的想法。宋庆龄答应为之设法。随后，宋庆龄让史沫特莱向冯雪峰转达了斯诺的愿望。同时，宋庆龄还想到了马海德，他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同情中国革命。宋庆龄知道他也很想去陕北，她让马海德到她家来，非常高兴地告诉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谈妥后，宋庆龄把情况告知了冯雪峰。冯雪峰立即派交通员前往西安，向中央报告斯诺、马海德前往陕北的要求，请求指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中，不经请示而把一个美国记者送入陕北，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事，当时也唯有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能够做到。
冯雪峰后来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大概在6月中旬或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主要就是向中央请示史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因此，刘鼎在6月下旬或7月初到上海来找到了我……”周文是鲁迅弟子、原左联组织部长，是冯雪峰这次到上海后第一个找到的党员和助手，一段时间内为冯担任来往西安的交通员。刘鼎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东北军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共西安联络处的负责人。
当时斯诺到上海，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他的妻子海伦正在撰写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有很多问题想问鲁迅。趁斯诺前往上海，就开列了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列出23个大问题，其中还包含许多小问题，请斯诺代询鲁迅。因此斯诺在上海逗留期间，按照海伦的问题单，对鲁迅进行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长时间采访。一边等待中共中央的通知。但是一直等到大约6月中旬，陕北方面的回复还没有来，斯诺就返回了北平，把对鲁迅的采访记录交给了海伦，海伦据以完成了她的论文。
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西安联络站的负责人刘鼎专程到上海，在内山书店给鲁迅留了个条，请他转告冯雪峰，相约面谈。鲁迅转告了冯雪峰。然后，在约定的日子，刘鼎在鲁迅家向冯雪峰传达了中央三项指示，其中一项就是同意斯诺等进入陕北红区。第二天冯雪峰就把这消息转告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即转报宋庆龄。宋庆龄立即通知斯诺和马海德，让他们按照指定日期到达西安。由于马海德是决定长期留在陕北的，所以，他的一切行动是保密的。即使他到了陕北，斯诺也从不透露。
▲鲁迅和冯雪峰（前排左）两家人的合影
按照冯雪峰确定的行动方案：约6月底按指定时间，斯诺从北平坐平汉线火车到郑州转陇海线，赶到西安。冯又从上海派董健吾化名王某某，以“牧师”身份，直接到西安，在西京招待所开好房间等斯诺到来。马海德单独行动，直接到西安，也入住斯诺所住的旅社（一说在郑州与斯诺会合后一同前往西安）。当斯诺得到去陕北的通知时，他考虑自己一个人到陕北采访，语言上尚有障碍，于是找到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届毕业生王汝梅，透露了自己将去陕北采访的计划，想邀王汝梅作为自己的翻译，陪同前往陕北。王汝梅原本就非常向往陕北红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答应陪同前往陕北。但是两人不便同时出发，王汝梅去陕北，还需要得到中共方面同意。于是他们商定，斯诺到西安后即与中共方面商量，争取征得中共同意让王汝梅同去。两人商定，王汝梅改名黄华，斯诺在未来的报道中将不提他的名字，也不出现他的照片。
斯诺到西安后，与马海德都住进了西京招待所，随即与董健吾见了面。斯诺又提出自己的学生黄华也希望一同前往陕北。董健吾立即转报中共中央，一方面为斯诺、马海德进入陕北做准备。斯诺在最终得到允许与马海德进入陕北，并同意黄华去陕北的通知后，立即拍电报给在北平的海伦，让她通知黄华。于是黄华立即动身，提了一只皮箱悄悄离开燕京，连毕业文凭也等不及了。7月初，黄华到达西安，入住西北大旅社，与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斯诺、马海德取得了联系。董健吾则不去陕北，为斯诺等联络好中共西安联络处之后，随即返回上海。冯雪峰明确说，上海方面只负责送到西安，送入陕北由西安的地下党负责。稍后的丁玲、史沫特莱等去陕北，都是这个模式。
1936年7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准确说是7月7日），斯诺和马海德两个人在西安登上前往陕北的东北军卡车，经一天奔驰，当晚到达洛川，第二天到达延安。由于东北军的防区只到延安，再往前就没法开车去了，于是第三天骑驴，由一个驴夫护送，当晚住在一个小山村；第四天，即7月10日，抵达保安（今志丹），见到了红军和周恩来。黄华则参加后一批赴延安的人员，与另几位来自国统区的文化人一起，走相似的路线，于7月20日抵达安塞白家坪红军驻地，然后与斯诺会合。
这就是斯诺、马海德、黄华进入陕北红区的整个过程。
细读文本，参之相关史料，我们会发现，斯诺对自己进入陕北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清晰，甚至有所隐藏。斯诺记述，自己在去陕北途中是“孤家寡人”，其实不是真的。另外，斯诺对于在陕北采访的所有记载，也全部隐去了与他朝夕相处几个月的黄华。斯诺关于整个进入陕北过程的记述，只提了宋庆龄，北京一个不知名的“教授”，还有一个“王牧师”即董健吾，而不提所有其他相关的人，包括马海德、黄华，应该都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避免牵扯到原本就计划留在陕北的马海德、黄华。这就是后来种种讹传的来源。
至此，斯诺进入陕北的缘由就基本清楚了。这是根据冯雪峰本人的多次反复回忆，作为当事人的亲历亲证，特别是作为在特定政治历史背景下作出的对于历史问题的严肃书证，主要环节与整个事件背景和过程相吻合，是可以信任的。即使有个别细节的小出入，不影响其主要事实和基本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