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法国，人口是许多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18世纪初，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伏邦（1633—1707）在《王国什一税计划》中描述了农村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废的情景，认为必须进行税务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才能促进人口增加。他还以中国为例指出，只有当农民不再衣食无着，荒废的土地才能重新得到耕耘，这样既增加社会的财富，又促进人口增长。
与伏邦持相同想法的大有人在，因为18世纪的法国苦于劳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依照当时欧洲流行的观点，人口多寡关乎一个国家的声誉，人们普遍认为，人口是财富的源泉，人口越多，生产的物质财富也就越多，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人口是国家唯一的财富。
此时的法国正处于“中国热”的高潮，中国的人口状况吸引了许多法国思想家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实地考察，借以进行论证的主要是在华传教士们在信函和报道中提供的状况和数字。
普遍而言，传教士们觉得中国人口多得惊人。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的说法是“走在大路上的人就像是一支军队在行进”。法国传教士李明（1655—1728）谈到中国的人口时写道：“我们人口最多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相比，就好比是穷乡僻壤一样。”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1692—1745）认为“单是北京这个城市，就有二百多万人”。
当时中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中国的学者迄无一致的看法。何炳棣、葛剑雄、高王凌等专家说法不同，但各有所据。一般认为，17世纪初，中国的总人口介乎1.2亿至2亿之间，相当于明朝的最高值，但由于明末旱灾和虫灾施虐，清兵入关过程中的兵员损失以及满人对汉人的杀戮，中国的总人口骤降为七八千万左右。此后因先后引进了玉米、红薯和土豆等外国作物，农业产量有所上升，康熙五十一年（171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也有助于人口增加。有学者认为，1734年人口为一亿三千万，到了1794年为三亿一千万，可见18世纪为中国人口剧增期。
传教士们之所以几乎众口一辞地惊呼中国人口众多，其实与他们所处地域有关。清代人口分布以江、浙、皖、鲁、鄂、豫、赣、闽等地密度最高，而传教士去得多的也正是这些省份，且大多居住在大城市里，对乡村并不了解，稍后来华的托钵修会传教士倒是深入乡村传教，但他们不太注重向欧洲传递信息，在欧洲出版的信函和报告数量上也远远不及耶稣会传教士，所以，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来自耶稣会士们的著述。
伏尔泰（1694—1778）对人口问题颇为关注，著名的《百科全书》中的“人口”词条就是他执笔撰写的。他认为，人口多是一桩不易多得的好事，是中国一大优越性的体现。中国有两大举世闻名的工程长城和运河，此外还有第三大工程，那就是巨大的人口。人口只能是富裕和安宁的结果，世界上绝无乞丐结婚生子之事。他的这种看法，与我国明代著名政治家丘浚（1420—1495）的看法如出一辙：“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
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认为中国人的生殖能力强，且气候比较适宜生存，所以儿童死亡率很低，瘟疫也很少见。他还一再强调，由于中国的政体温和，统治者爱护百姓，平时税收较低，土地因而得到充分利用，遇到灾荒时政府还开仓赈济，帮助百姓渡过难关，民众的财富逐年增加，人口也就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国务大臣贝尔坦（1720—1792）指出，中国人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不但在平地种植作物，还将山坡修成梯田。中国人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实行深耕、灌溉、施肥，“将取之于土地的东西，以某种形式还给土地”。据他计算，法国的土地产出是1∶4-5，而中国土地的产出则高达1∶15-20。粮食高产，人口众多也就不足为奇。
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认为就增长速度而言，人口高于财富，这是普遍的规律，生活在一个不良政体下，人民往往因贫病而早亡，生殖能力也相对低下，所以人口难以增多。反之，在一个优良的政体之下，人民安居乐业，乐于生育，也有能力养育后代，所以人口增殖较快。
在财富促使人口增殖抑或人口促使经济繁荣这个问题上，思想家们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彼此争论不休。发生这种争论的背景之一，是当时人们对待中国的评价和态度。
当时的法国人认为，人口众多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治国有方，人民生活幸福，所以当有人认为中国人口并非如传说那样多时，还会招来不满。格鲁贤（1673—1743）在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所撰写的前言中，驳斥了一个德国人在一部游记中的说法。游记说，为了弥补某些地方人口不足的弊端，康熙皇帝于1662年颁诏，令沿海居民后撤三十里，力争使人口处于平衡状态。格鲁贤讥笑这个德国人无知，中国到处都是人丁兴旺，康熙皇帝的敕令是为了抗击海盗，而不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
伏尔泰和魁奈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堪称欧洲的典范，长期的安居乐业促成了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得到改善、继而维持了政权稳定，如此环环相扣，造成了中国在东方一枝独秀的局面。相形之下，马布里（1709—1785）生活在法国的“中国热”降温的时代，因而驳斥魁奈的说法。他认为，农业发达和人口众多与政体是否优良，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举例说古代希腊的人口比现在的中国更稠密，但是希腊的政治制度并非依据自然法的原则建立起来，并无优良可言。
孟德斯鸠对于中国人口众多原因，有他独到的看法，他从多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从物质方面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国土在山和海的包围之中，只有北方偶而遭到外族入侵，很少发生大规模战争，所以人口损失比欧洲国家少。且中国的气候条件相当好，适合种植稻米，而稻米是高产的粮食作物，可以满足较多人口的基本需求。从制度和民情风俗方面看，中国不像波斯等东方国家畜养阉奴，而是实行多妻制，因而人口出生率高。就习俗而言，中国人秉性温和俭朴，且由于鄙视外邦而不愿远行，所以人口流失较少。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喜欢多子多孙，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究其原因是他们确信，父母的灵魂泯灭于天上，将会再次投生于人间；人人都希望，如此恭顺的子女，在他们身后也能事父辈如事神明——所以必须要有子孙，且多多益善，否则无人祭祀先祖。对于后辈来说，没有子嗣就是对父辈的忘恩负义，是不容饶恕的罪过。
然而与此同时，在传教士们的报道中，中国各地有大批贫民，还出现父母遗弃婴儿、出卖儿女，甚至溺杀刚刚出生的婴儿等现象。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口过剩了。就连对中国备加赞颂的魁奈也无奈地说，尽管那个帝国领土广阔，却因人口的大量聚居而显得过于拥挤了。
人口过剩的后果当然是负面的。狄德罗（1713—1784）认为中国人口大约多了三分之一，这就迫使民众做出如上不人道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一心只想着如何填饱肚子，无暇顾及其他，人们便只关心眼前的蝇头小利，无人重视科学，学会裁衣料远比懂得物体的三种形态更能赚钱。著名传教士马若瑟（1666—1763）亦持此看法。伏尔泰并不否认弃婴等现象，然而他对此所作的推理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他说，这说明多妻制是必要的，可谓一举多得——男子因作战、服劳役而早逝，如果实行一妻制，女性就会多于男性；而这些弃婴的生母如果有夫可侍，就不会抛弃自己的骨肉，婴儿不但能得到母爱，同时还能得到父爱。孟德斯鸠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他认为人口过剩引发的种种恶果反而促使中国的统治者们改善施政，以避免发生饥荒，即使出现饥情，也要尽力设法让老百姓活下去，否则饥民揭竿而起，皇帝只怕连性命也难保。这与法国的君主多考虑权力、财富与来世的幸福不同。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难题，法国人没有什么高招。马布里的办法是让中国开拓殖民地，移植人口，并从殖民地获取本国不足的财富。他指出，中国毗邻地区有一些废弃的岛屿，是处理中国过剩人口的好去处。马若瑟也说应该让国土扩大；他还主张实行晚婚，并引印加人为例——为了让子女为父母提供更多的服务，为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印加人禁止男子25岁之前，女子20岁以前结婚。他认为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中国。魁奈则从经济因素入手笼统地说，由于人口发展总是快于财富增长，所以应该依据财富状况解决人口问题，其实也就是控制人口的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尔萨斯理论的思想已经初露端倪。
英国人马尔萨斯（1766—1834）提出的人口理论的依据之一，正是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关中国人口的材料。他认为，中国发达的农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对祖先的祭祀、遗产实行兄弟均分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都是造成人口繁多的原因。
其实早在清代前期，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统治者和学者的关注，康熙和雍正都主张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问题。学者洪亮吉（1746—1809）认识到人口过多的弊端，悲观地认为人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不足，人民生活必然困苦，社会必然发生动乱。解决的办法是“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具体地说，就是倡导垦荒移民，减轻人民负担。
无论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持何种观点，当时的中国人口并不过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对于中国人口的种种议论，其实是在并不掌握统计资料的情况下信口开河。但是，他们对于人口与政治、经济、科学乃至人伦道德、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探索，即使在今天，也不无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