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谈风雅》是作者陈歆耕继《美人如玉剑如虹》之后推出的一组历史文化随笔。以北宋元祐年间一场高端的文人雅聚—— “西园雅集”为开端,柳永、范仲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宋徽宗、王诜、谢叠山等历史人物纷纷登场,在作者严谨而又灵动摇曳的笔墨下,史实与史识兼融,反思与吟咏并举,人物与事件叠现,历史的血管中翻卷起壮阔的“惊涛骇浪”。其文风一如以往,敏锐鲜活,幽默诙谐,直陈“史”弊,痛快淋漓;话语虽不离文学和文化现象,但文字后却蕴藏更为深广的忧思。
《何谈风雅》
陈歆耕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一
总是试图让史识构筑在坚实可靠的史实之上,但发现史料常常如一根晃晃悠悠、吱吱嘎嘎的独木桥,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
我所能做到的是,如果连一根独木桥也无,绝不臆造一道虚幻的彩虹。
二
最初的阅读和探究兴趣,萌发于一段介绍北宋文人雅集的史料。后人多称这次雅集为“西园雅集”。原先对这个“雅集”也闻所未闻,研究艺术史的专业人士大概知晓。因为参与雅集的有几位是中国艺术史上无法绕过去的顶尖人物: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同时是大书法家)、米芾(大书法家)、李公麟(开创白描人物画的大师级画家)、王诜(大画家、收藏家、驸马都尉)……但在更广阔的大众视野中,大多数人如我这般孤陋寡闻,只知有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雅集”,不知有更让人惊叹的“西园雅集”。
于是,搜罗各类史籍和当代文论中有关这次“雅集”的记载,试图获得“雅集”完整而精细的资料,目的无他:书生的“老毛病”——很想围绕这样一个值得文学艺术史记载而又无更多人知道的“雅集”写一部书。阅读中发现很多关于这个历史时段的人物传记和史料,都有介绍,但通常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可谓语焉不详。让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从一个论文网站搜索到上海美术学院胡建君教授的博士论文《元祐文人圈与文人画的发展》,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题写到了“元祐文人圈与西园雅集”。这部论著,帮助我对“西园雅集”有了一个轮廓性的整体了解,为我提供了进一步向前探究的路径。
三
有了初步了解后,就纳闷,为何如此高规格的“西园雅集”,却闷在文史堆中,没有如“兰亭雅集”那般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
且来比较一下,两个“雅集”参与者各自的阵容:
——“兰亭雅集”:王羲之、谢安、谢万……共有42人;
——“西园雅集”:苏东坡、苏辙、李公麟、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米芾、王诜等,共有16人。
看两次雅集的阵容,我们就会发现,在“兰亭雅集”中,堪称文学艺术史上巨公伟人的,只有王羲之,其他人我们对其文学艺术成就,则所知甚少。而“西园雅集”中,有苏氏兄弟,加苏门四学士和大艺术家李公麟、米芾、王诜,个个都是文学艺术史上光耀千古的巨人,为何却未产生“兰亭雅集”那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呢?这是我在阅读相关史料时产生的第一个问号。
毫无疑问,“兰亭雅集”之所以几乎家喻户晓,首先得之于王羲之的那篇文章和书法皆一流的《兰亭集序》。尽管书法原迹早已失传,但一代代书法大家的摹写,使得其清雅俊逸、超凡脱俗的书法艺术,仍能长盛不衰。有了书圣的笔墨,“兰亭雅集”也就成了中国文人“雅集”中的一个不朽事件;同时,文章本身又是代代学子传诵的千古名篇,其闪烁的光亮穿越时空,当然不可能被时光的尘埃所湮没。反观北宋的这次阵容强大无双的“雅集”,却未能给我们留下可与《兰亭集序》媲美的遗墨和文字。有苏氏兄弟和苏门四学士、几位艺术大家参与的活动,以他们才华横溢的诗文、艺术造诣,理应有不朽的记叙诗文和笔墨传世。遗墨和文字是有的,但在文学艺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议。遗墨有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和米芾所题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按理说,有这两位大家的图文载其雅聚,也足以震烁千古了。现将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全文引录如下:
李伯时(李公麟)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倚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后有凌霄花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手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一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鬅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环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是仿佛其人耳。
其文与李公麟的绘图相对应,呈现了这一众多巨公伟人在聚会时的形态。其文末的一声长叹,似也足以如“兰亭集序”般,使后学晚生心灵为之颤动。但其实际效应,为何仍拘于专业学术圈内,在百姓中几乎寂寂无闻?胡建君教授的论文,较为详尽地概述了“雅集”图文引发争议的论点。参与论争的学者,不仅有中国大陆,还有美、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海内外众多的研究者。可以说,都持之有据,让人看了常有穿过一团迷雾,又堕入另一团迷雾之感。因李公麟和米芾原迹皆不见传世,后世学人只能凭借各种他人的文字和描绘摹本来推测。一推测,就难免公公婆婆,各说各理。我们只能说,某一种论点,所依托的证据,稍稍靠谱一些。诸如南宋楼钥的《题王诜〈湘乡小景〉》记载:“国家盛世,禁脔多得名贤,而晋卿(王诜)尤胜。顷见《雅集图》,坡、谷、张、秦,一时巨公伟人悉在焉。”稍后,又有同为南宋人的刘克庄在《跋〈西园雅集图〉》称:“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有刘真长、王子敬之风。此图布置园林、山石、人物、姬女,小者仅如针芥,然比之龙眠(李公麟)墨本,居然有富贵态度。”从刘克庄的记载看,李公麟的雅集图还不止一个版本。除了墨本,还有一个着色本。这个版本画得很精致,似画在扇面上。而米芾的“记”也是用蝇头小楷题写在纨扇之上。南宋人士记载北宋名士活动,算是较靠前的记载了。即便“图、记”是南宋人之伪托,但我也坚信雅集活动绝非无中生有。
台湾学者衣若芬在《一桩历史的公案——西园雅集案》一文中,从四个方面质疑其真实性,得出“图、记”为后人托名的结论。她的核心论据是“在明代之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无论在他本人的文集抑或其他的文献记载中都不见提及”;而大陆学者杨宽胜则态度相反,他认为“从(米芾)《宝晋英光集序》中可知,在岳珂开始整理米芾诗文之时,已经散失了有十分之九之多。况且‘南渡而后,文献不足’,所以不能凭借南宋的典籍文献中没有收录,便否定史实与图记的真实性”。
▲《巫溪山居》 苏金成
四
甭管是质疑或肯定,都无可以用来板上钉钉的“铁证”。让笔者同样生疑的是,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为何却缺失了对活动时间的标注?我们都知“兰亭集序”,首句便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而米芾的“图记”,无论首尾都无时间标注,使得后人围绕“雅集”举行的时间,也争得唾沫横飞。另还有让人生疑的是,整篇文字几乎都在介绍画中人物的形态,等同于该画构图的说明书,导致行文支离沉滞,缺少气韵贯通的淋漓和洒脱,似非米芾文章之水准,更像是普通文人的笔墨。其中对人物衣着的描写文字,“幅巾”一词出现了五次,也有违通常的为文之道。
“西园雅集”的“图、记”呈现较晚,又始终伴随着学界的争议,也许是这一阵容强大的巨公伟人的雅聚盛事,未能进入大众文化视野因素之一。
另一影响传播力的因素,也许与雅集的召集人、场所、时代氛围有关。文人雅集的源头很早,在《诗经》中就已有记载,只是能够为大众称道广泛流布的无几。在“西园雅集”前,名气最大的当然是“兰亭雅集”。该雅集,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高蹈、超越功利乃至悟透生死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兰亭”的召集人为已弃官归隐的会稽内史王羲之,参与者人数众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诗与酒是雅聚的主要形态。背映叠翠峰峦、修竹茂林,惠风拂面,春阳和煦,酒香袅袅。文士们环绕曲水席地而坐,酒杯随溪水漂移,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吟诗饮酒。吟不出诗,则加倍罚酒……在这样一种醉眼蒙眬、文思泉涌的状态下,王羲之为诗集作序,翰墨飞扬,无意间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和文采风流的双峰。可以想象,当时的召集人和参与者心态都是极度放松的,除了风雅,没有更多的心理包袱。
相比较,北宋文人的“西园雅集”,明显要压抑和拘谨多了。西园者,驸马都尉王诜的私家宅院也。雅集的召集人当为王诜。这就成了一件政治上高度敏感的事。按照宋代礼制,公主及驸马接见宾客须特许方可,所谓“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在“乌台诗案”中,王诜被“勒停两官”、贬放外地,遭严厉惩罚,就是因为他与苏东坡有私交,又在此案中为东坡印制诗集、泄露拘捕信息,违反了皇亲国戚不得与“士人相亲闻”的内禁。皇上设此禁的理由是防止内戚与外臣相勾结,擅权干政。因此“西园雅集”由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参与者很难进入“兰亭修禊”文士们那般阳光、洒脱的精神状态。活动只能在私密中悄悄举行。人数众多,车马辚辚,谁能确保不会走漏风声,被监官弹劾,或被政治对手密告?读米芾那篇真伪莫辨的《西园雅集图记》,愚夫则感到有些蹊跷,按文中所说:“李伯时(李公麟)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苏东坡“捉笔而书”,在一旁坐观者为王晋卿,苏子由则“执卷而观书”,秦少游独坐盘根古桧下作沉思倾听态,米元章“昂首而题石”……从这么一幅图卷,我们不难看出,参与“雅集”者几乎都在各自“忙乎”,互不交接。友人难得一聚,那位苏子由居然还能“执卷而观书”,实在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子由先生不至于到了这把年纪(注:按照有些书籍记载,雅集在元祐二年举行,子由49岁),参加朋友聚会也还得勤读不辍?
五
由此,请允许我的思绪跳跃一下:宋代的文人们,包括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在内,虽然创造了忧乐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标高,但其整体的生命状态并不洒脱、快乐,他们即便想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可得。这样一种感受和判断,并非来自对“西园雅集”图、记史料的最初研读,而是持续近两三年对各类宋史资料涉猎的感受。范仲淹活得痛快吗?四次被贬、罢,主推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夭折。王安石活得痛快吗?两次罢相,临终前手抚榻几,郁郁长叹,终夜不眠。苏东坡活得痛快吗?不计其数地被贬斥、流放,遭遇“乌台诗案”,险些断送“老头皮”。司马光活得痛快吗?他老人家生平志向并非要编撰一部《资治通鉴》,而是立根朝堂之上,实现他的政治抱负。郁闷多年,在实现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后,“刚大之气,一泻无余”。王安石归天后,他也紧随其后到“阎罗王”门下报到去了……
至于为何不痛快的导因?且容许我在后续文字中慢慢道来。
因为持续的阅读,也使得我打消了原初的写作构想和思考关注点。
宋王朝的天空确实星光璀璨。“西园雅集”中的数位,仅仅是其中的几颗。如同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愚夫并不打算因此像某些写作者那样大唱盛世颂歌。
盛世风华,文星昌耀——这样一种单向一元模式的思维方式,浸透在无数涉及大宋王朝的书写中。写作者们恰恰忽略了,星光的亮度,常常与天幕的黑暗是成正比的。就如我们赞美荷花——可以用尽词库中最美的文字,来称颂它的娇艳、君子之风——上结莲子下育莲藕,将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但是……但是,透过洁净的水面,它的根部却是一片污浊不堪的泥淖。它出淤泥而不染,但我们岂可连“淤泥”也一起称颂?
我还联想到一个未必妥帖的比喻:宋代统驭者与文人的关系,如同一只喜欢精神游戏的猫和一只心甘侍猫的鼠。猫将鼠扑在爪中,并不想一次性地满足口腹之欲,它想获得更多的精神快感——于是放一放,再逮回来,再放一放,直至其疲惫至极不再奔跑……更何况,那些体力充沛的鼠,还可用来搬运猫食,为猫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老鼠很容易让人想到“鼠辈”,怎可用来比喻宋代的文人?其实,在动物界,“猫”与“鼠”的生存方式各异,不应在“物格”上有尊卑之分。
卑鄙的“猫”和伟大的“鼠”,您更喜欢谁?
中国人的十二生肖中,鼠为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鼠的形象常常是很可爱的,如米老鼠。庚子鼠年伊始,十四亿中国人居然被这个小东西“折腾”得户户隔离、停工停学、如临大敌,可见鼠的能量。有人甚至溯源发现,每逢老鼠登场,世界总是要地动山摇。
越是看起来卑微的生物,越是轻慢不得。
世间事物总是充满悖论。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种悖论,才有可能稍稍接近历史的真相。
尽管关于“西园雅集”图、记的真实性疑点很多,争议不断,但后代文人们还是宁信其有,而不愿轻易否定其无。因而后续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人、艺术家们,都兴致百倍地摹写其图、诵读其文,各种摹本层出不穷。我想,这其中有精神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文人们长期生活在高压之下,逍遥自在、倜傥不羁式风雅,其实是一种奢侈品。难得据说有这么一次巨公名贤的高端雅集,它传递的精神密码给后世文人们带来一种神往和心理抚慰。至于真伪,反倒不重要了。
——摘自《何谈风雅》,作家出版社出版,原文标题为《“西园雅集”透泄宋代文人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