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论是关于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有大量的成果面世。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段时间，网上曾流行一篇题目为《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帖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概括来看，这篇帖子的主要说法有：其一，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牺牲比共产党大，“国军将领阵亡206人，而共产党方面仅有左权将军1人”，“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其二，国民党的战果比共产党辉煌，“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另有3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作战，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38万多次小规模战斗……而共产党自我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而已”。
该文最后写道：“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么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此外，社会上所谓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大举侵华，使得蒋介石只得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转而抗日，给了共产党以喘息进而发展的机会，共产党早已失败这样的观点也颇为流行。
应该说，在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但近年来又存在否认或低估中共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倾向，而且以往的研究往往对于两个战场均是采取各自述说的方式，鲜有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
判断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必以贬损对方为前提，也不能简单地以组织了多少战役、牺牲了多少将领为依据，而应尊重历史事实。客观而论，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战场上伤亡了大量的官兵，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高级将领，如曾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上将等。有人统计，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多达200名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人牺牲时为校级军官，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褒奖他们而追授为少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低一级军衔追授到上一级，如原本少将追授中将，原本中将追授上将）。他们这些人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永远值得后人尊敬与怀念。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和李家钰分别在1982年和1984年被国家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张自忠还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北京市还有为纪念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而命名的街道，如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
如果单讲军队伤亡的人数与阵亡的高级将领数量，国民党军队无疑要远远超出共产党军队。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共产党军队，不要说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共产党军队经过大发展之后达到了100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仍是共产党军队的数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主要与日军进行的是大规模的阵地战，如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抗战中期的几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滇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抗战后期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湘西会战等。尤其在抗战前期、中期日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都要远远强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日军几乎完全取得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大规模的阵地战，国民党军队必然要付出重大伤亡。而在抗战中，共产党军队除初期的平型关战斗、中期的百团大战等阵地战外，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的方式。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而且事实上，共产党军队的规模尤其是武器装备，也不具备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加上共产党军队主要活动于敌后，这些地方群众的负担很重，有的甚至要承担敌我两面负担，兵源有限，所以抗战中后期还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国民党尽管丢掉了大片国土，但毕竟还掌握着西南、西北地区及中南的部分地区，还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兵源。所以相对而言，在全面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数量包括阵亡的高级将领，远远多于共产党军队，这是事实。
但同时要看到的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更不能说共产党在抗战中只牺牲了一位将军（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因为共产党军队仅在抗战之初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之际，国民党政府曾授予一部分八路军旅以上将领以少将至中将的军衔（朱德为中将加上将衔），后来则根本没有实行军衔制度。但在全面抗战中，共产党军队牺牲的团长以上将领（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惯例，一般团长为上校，如果阵亡有可能追授为少将）数量亦相当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面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和华中。其中，晋冀鲁豫边区是八路军第129师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行政上划分为4个行署，即4块根据地，分别是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仅冀南抗日根据地，牺牲的八路军旅级或军分区级正职干部就有新七旅旅长、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新八旅政治委员、七分区政治委员肖永智，新九旅旅长、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四分区司令员李荣，二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治委员李忠，新九旅副旅长，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一分区司令员、二十五团团长李林，津浦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等等。至于旅级、军分区副职和正团职干部就更多了。因此，不能简单以伤亡人数作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依据。
更有人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网络文章说：“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果真是“游而不击”，进行抗战的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抗战中取得重大发展，军队和党员从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余万人，根据地由1个发展至19个，根据地人口由100余万发展至近一个亿，难道老百姓会拥护一支不带领他们抗日的军队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何以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概其要点，至少与以下因素有关：其一，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以斗争求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斗争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抗日，因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理解与尊重。
其二，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国民党丧师失地、丢弃大片国土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及时挺进敌后，既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可能发生的摩擦与冲突，又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坚持抗战的良好形象，并且由此开辟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基地。在抗战中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战术，坚持敌后游击战，以小胜积大胜。
其三，采取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如政权建设上的“三三制”，即在根据地的政府与同级参议会的人员构成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主要是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在保证党对根据地政权领导地位的同时，充分调动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在根据地实施广泛的民主选举，使各阶层群众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经济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并在抗战中后期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尽量减轻各阶层的负担，以利于持久抗战等。
其四，大力发展党的同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创造性地运用整风的方式解决自身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山头主义，党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全党的完全团结统一。
坊间曾流行一种观点，说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说过“感谢日本”的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救了共产党的命，如果不是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人，共产党和红军早就被消灭光了，而且由于日本的侵略使国民党的力量受到重挫，共产党乘机坐大。毛泽东的确讲过类似“感谢”的话，但如果读了他讲话的原文，就不难明白他的原意了。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发表谈话：“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964年7月9日，在与亚洲、非洲、大洋州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毛泽东也说了类似的话。可见，毛泽东为何“感谢”日本，其含义不是十分明确吗？
——摘编自《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