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今天上午主讲《三十而立，浦东软实力》
【导读】三十年前，浦东人到浦西是说“进城”，浦西人看浦东叫“乡下”。三十年后，从阡陌交通到高楼林立，从寂寂无名到闻名全球，从人迹罕至到万商云集，浦东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今天上午，首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陆家嘴论坛·四史系列讲座”中回忆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经验，与听众互动中展望当前改革时，他谦虚地说“我当时的方法太土了.......”
浦东比深圳晚十年开发有其合理性，称为“新区”目的要有新创造
问：为什么三十年前，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为什么单单选了浦东？
赵启正：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任务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这就注定了中国将出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行动和成果。作为地区改革的第一家是深圳，并不是上海。深圳比上海提前十年宣布成立特区，这个特区在当时是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是利用与香港的便利条件，便于吸收海外投资和进行国际贸易。在她进行十年之后，就克服了很多关于特区是不是应该成立的争论而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浦东跟上了，应该说动力还是来源于我们党以经济为中心的决策。
上海的确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在长江口，在中国海岸线的中心点，这里如果能够做好，容易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把经验和人才向全国输送，所以这是一个很英明的选择。浦东开发始终在国际舆论的大风浪中航行，因为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一个错误。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一家大报纸来找我，就问为什么邓小平说开发晚了是他的一个错误？我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浦东为什么不可以早十年，在深圳之前就开放，或者跟她同时宣布？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对了，因为当时深圳是一个渔村，她如果开发有任何的不成功，几乎对中国没有影响，甚至对广东都没有影响。但上海那时候负担国家全部税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利用上海作试点，万一有闪失，这对全国是不利的。既然特区、新区没做过，拿上海做实验这种风险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比深圳晚十年是合理的。宣布晚了，但上海有深圳的经验可以学习，深圳遇到的问题上海可以避免。
1984年4月,深圳特区俯瞰
问：当时深圳叫“深圳特区”，我们为什么叫“浦东新区”不是“浦东特区”呢？
赵启正：建特区是五个，因为它跟别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经济政策，是特殊的。如果还叫特区的话，将来就几十个、上百个特区，那为什么要叫特区呢？另外不同时期的任务要求也不同，所以浦东是新区，有很多的特区政策在这里适用，但新区要有新的创造。新区并没有加“经济新区”，而特区往往会细说是“经济特区”。
浦东新区的目标很远大，通过浦东新区而振兴上海，使上海逐步成为世界一流城市，也就是国际上的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科创的中心城市之一。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具有这种国际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的资格，但上海是最有资格的第一后备城市，我们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急需把上海推进为一流城市，就从浦东开发着手。
回应外媒“上海再开放有何区别”的疑问：主动，符合中国利益
问：我们当时要改革开放，继续要抓社会主义建设，要找一个开放点，找一片试验田，当时这件事已经被国际舆论所关注，所怀疑。我们选浦东，当时质疑的声音也很多，我记得您在回忆录中有写在和平饭店和航空公司的老板一起吃饭的故事？
赵启正：在和平饭店，航空公司老总看着浦东问我浦东远吗？咱们坐飞机去还是高速公路去？我说就是那儿，那就是浦东。我突然悟到，浦东这个地名在世界上没有存在感，就是外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他何以到浦东看看，到浦东去投资？我们到世界各地演说，讲浦东是一个好地方，但那时候我们做得不好，远没有今天的知识面，不知道怎么在世界上舞台上说话。
浦东今昔对比
问：讲好浦东的故事也是您后来工作的一个感悟，一个升华。当时世界的舆论非常关注我们，日本的NHK在1993年拍了“赵启正的一天”，后来又问过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上海开放是160年，现在再开放，跟160年前的开放有什么区别？”
赵启正：那区别大了，那个开放是在人家的枪炮之下被动地开放，并且外国领事还有驻外法权，在黄浦江边建了那些房子。现在是按照中国的法律，遵守中国的规矩开放，完全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是完全不同的开放。那种开放是在列强的阴影下开放，现在是在中国政策照耀下的开放，完全不同。
大胆设计浦东机场跑道等规划，浦东开发没有烂尾楼工程
问：这张图是当时浦东机场跑道的规划图，当时大家觉得按照吞吐量来算两条够了，我们为什么会预留了土地，如何会想到未来要接待更多的人呢？
赵启正：小平同志最重要的精神，是大胆和谨慎相结合，改革不大胆，寸步难行，大胆不谨慎，那叫盲动。如何掌握分寸就看开发者的水平了。
大胆是要创新，创新是要成功。浦东机场规划的时候并不是大家都同意，有人说你们上海有虹桥机场，怎么还来个机场？我们说根据上海发展的前途，纽约、伦敦、巴黎等都是多个机场。纽约有7个，咱们只有1个哪行？两条跑道是需要的，但不够，如果有雾，两条跑道一块封了。为什么要在浦东？填海造机场，土地还可以解决。刚开始说建这么大规模，不必了吧，后来还是造了，叫自费改革。中国的机场在这之前一律是中央出钱，上海机场建设，不要中央出钱，自己出，并且虹桥机场如果建第二条跑道，上海也自己出。
至于跑道长度为什么建这么长？我说我考察了，当时已经宣布波音747要投入使用了，最大的飞机满载顺风夏天就得4公里，万一起不来还得滑。所以在浦东，我们做的比较大胆的地方很多，但烂尾楼一个没有。
浦东机场跑道的规划图
问：上海浦东新区总体的规划图上四个功能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贸易加工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特色分布，也是我们在规划过程中所特定的，这个规划也是综合了许多策略方案？
赵启正：对，当时5个国家来参与了，可以说，给他们一张陆家嘴地图，给400万的建筑面积为限制，功能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还有总部功能，请你们五家分别设计五个地图、五个模型。然后我们把这些揉在一起，就现在这样。陆家嘴建成之前，我们就知道陆家嘴将来什么样。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一个市区还没有建成，先知道它什么样的，陆家嘴不敢说唯一，但至少是少有的之一。
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建设不同，浦东开发兼具硬实力和人才成果
问：您在工作生活中有很多智慧，比如说规划跑道。还有您说小孩子不能10岁做10岁的衣服，要做13岁的衣服。怎么解释？
赵启正：美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说，浦东陆家嘴大楼前的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在那儿叹气说，这么多的大楼，没有人，连骑自行车的也没有几个。因此，浦东是一个投资陷阱，不能期望得到回报。外国记者说，你们房子造多了，显然超前了。我说我们浦东才几岁啊，给七八岁的孩子做衣服，总得做些十一二岁孩子的衣服，十一二岁的总得做些十八九岁的衣服。所以对于浦东的发展，一直在国际舆论的干涉中生长的，外国开始承认说浦东开发看来有门道，看来行。有一个美国记者问，浦东开发50年完得成吗？我说用不了50年，果然如此。
浦东开发有进展了，有人又担心了，这么下去，中国强大了，美国该怕她吗？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不是只思考金融、对外贸易，还要思考政治。我又不是政治家，我就思考国际舆论，国际舆论反映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大家得提高国际舆论观察的机制，说话不只是发言人，每个中国人都能说话，话语就是软实力。
赵启正认为每个人都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政府外交和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是弥补媒体传播局限性的有效途径
问：我们要倾听海外媒体的声音，其实在开发开放的过程中，BBC曾多次采访过您，包括问到亚洲“四小龙”和浦东的开发开放都是在搞经济建设，其中有什么不同？
赵启正：如果你只看建设的过程和硬件，是有点像，因为她的GDP提得也很快的。但实际上不一样，我们如果纯粹用他们的方法和政策是不行的。他们面积小，地区差异也较小，不需要成立那么多特区和新区，一些开发区的概念也不一样。中国不同，必须少数地区先试水。那么国内外都有人问，你们沿海地区已经有优势了，还给你们财税的优惠，为什么要先照顾你呢？但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识大局，顾大体，各地还到上海来建他们的基地。
这个事情甚至引起了基辛格的注意，他多次来浦东，说这样做有没有地区不平衡引起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这么做？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一斤小麦的种子在上海种下去了，收250斤，还了100斤，还剩150斤，还可以扩大生产，还可以支援外地。如果给一个气候不好的地方，他收了150斤，他怎么支援全国，怎么可能是中国的一个龙头或者引擎呢？我们中国地方大，不得不这样做，构不成一个政治问题，出成果是两个成果，一个是硬成果，就是硬实力，一个软成果，出口人才，他们带着希望的种子，实践的种子去其他的试验田了，这是我们浦发开发的经验教训。大胆和谨慎结合，浦东人都可以有体验，不能无限的谨慎，也不能盲目的大胆。
所以中国有一棵大树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树上有很多果子，有广东，有深圳，有上海，有上海浦东，也有北京，咱们是果子之一。
浦东法院最先成立知识产权法庭，“三合一”审判机制始于1996年
问：对于浦东的知识产权环境以及法律环境，当时有一个官司，就是模仿造假飞鹰刀片的一个商标侵权案，这是完善知识产权法审判的一个标志？
赵启正：飞鹰是吉利和上海刀片厂合资的一个牌子，有一个厂模仿造假飞鹰刀片，就打起官司来了。这种官司不是一件，在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下都有，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特别被外国投资者在乎，他们说我跟你合资了，结果你们别的厂仿制，你们不保护知识产权，我就不能来。其实我们承认知识产权，但一审判发现问题大了，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厅，审起来特别慢。上海说三厅合一，最初在1994年就试行，1995年扩大，1996年正式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当时这在全国都没有的，很多法学家称之为“浦东模式”，现在几乎全国都有了。这个案子处理得让外国人非常服气，使得他们继续在中国投资。今天仍旧是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杜绝山寨，不杜绝仿制，我们就无法吸引外国的知识投资。
飞鹰牌双面刀片
问：1995年ATNT的董事长送了您一份世界地图的分册，当时您特激动，为什么激动？
赵启正：大家看到孙中山的那本书里面有一份手画的读图，有“浦东”两个字。但上海地图没有写“浦东”两个字，因为那时候没有浦东区，我们管黄浦江的东面叫浦东，并没有正式叫“浦东”的。原来浦西叫市区，浦东叫乡下。ATNT是最大的通讯公司，他们送来的世界地图的分册，其中中国页有一个上海地图，上海地图角上有一个“PUDONG”。我当然很兴奋了，说明存在感初步体现了。
在浦东接待基辛格，他说浦东珍贵的地方在于你们的信用
问：您那时候特别忙，每天接待外宾特别多。能讲讲您的好朋友们吗？
赵启正：基辛格多次前来，我和他关系这么密切还是因为浦东。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以后，很多美国跨国公司聘他当中国事务顾问，向他请教中国的宏观问题，比如中国搞改革开放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坚持下去，中国政府说话是否算数，人民币稳不稳定等等。我在上海工作时，基辛格几乎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浦东，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了浦东，就可以回去告诉美国人整个中国的情况。基辛格决不是天然爱中国，是他跟中国的接触中对中国有所了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和中国友好。他说了，上次来看的是地图，这次来看的是模型，窗外一看有那么多建筑起重机。基辛格说，我看浦东开发不是口号，是行动。这句话我很喜欢，他在东方明珠上还跟我说了句话，我也很喜欢，浦东珍贵的地方不是高楼，不是高科技工厂，是你们的信用，你们说开发就开发了。
赵启正接待外宾看浦东开发开放
1994年1月，老布什访问上海，我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是个大块头，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拿着激光笔给他讲战争局势。我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老布什点头称是，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安南说浦东的成就也是联合国的成就，还有一句话，浦东是世界建筑奥林匹克。所以浦东建好了之后，的确不是口号。再没有一家媒体说浦东开发是口号的，没有一家媒体说浦东开发是失败的，恰恰很多机构还要总结浦东开发的经验。
问：从刚才接待外国首脑的反馈情况来看，对浦东的认可，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这种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其实后面有很多故事，比如说领头羊，你还记得吗？这是送给谁的？
赵启正：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迁到这边来。送什么礼？他是带头羊，说是否买一头真羊，这个主意是我出的，但谁买的，怎么买的，我记不清楚。谢国平去考察了，说这个羊12块钱买的，1995年12块也不算多，贴个绸子，就牵进来了。献给谁呢？献给行长。随着领头羊的礼物送出，海外的金融机构也纷纷落户浦东，陆家嘴金融核心区的功能也日益完善，我们也看到后面许多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些要素市场也纷纷落户浦东，也揭开了浦东金融贸易功能的序幕。
1995年，位于浦东的人民银行大楼完工，赵启正送上小羊，寓意是人民银行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在亚洲经济带的宣传中讲好中国，未来还需胆大与谨慎相结合
问：您说过一句话，三十岁的人，一定要有四十岁人的智慧。我们今天在说浦东软实力的时候，是不是也把对人生的评价和寓意回馈到了浦东开发开放当中了呢？
赵启正：我是在一些大学里讲课的时候，说一个三十岁的人，如果有四十岁的智慧，他的一生可能就是成功的。一个三十岁的人，只有二十岁的认知能力，他的这一辈子平平而已。如何提高超过年龄的智慧，我想有三件事请：第一，如果你有这种机缘的话，交几位年纪大的朋友，他用比较短的时间讲了他一生中比较大的成功和挫折，你就省了很多时间。第二，好书，比如好的自传，这一本自传是他一生的积累，这自传得写两年，你用三天看完了，你说阅读收获比是多大，每年中国出40万种书，这有多少。你挑几本好好读读，吸收人家的智慧。第三，大脑里留点空间，运行自己的想法。
问：其实在讲好中国故事环节当中，您用许多实例已经给大家做了示范和证明。您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比如您在亚洲经济带的宣传当中就是在向世界讲好中国。
赵启正：是的，当时对于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一般的说法是我们这里财税政策，两年免税，交通方便，人才济济，气候良好等等。日本人跟我们说，你们不能讲地理，要讲经济利益。所以我跟外国人讲，亚洲存在着一个经济走廊，它从东京阪神地区开始，经过汉城，上海、台北、香港，路过东南亚，中国，最后到新加坡。这几个城市的腹地很大，它的GDP绝大部分占世界的，我记得是15%左右。那时候中国的GDP很低，韩国也不高，日本高。我说，如果在上海投资，你面向太平洋，伸出左手抓住东南亚，伸出右手直达东北亚，在这里投资多好啊。浦东有一个楼的投资者就是这么宣传“我的楼就是在亚洲经济走廊的中间点——上海”。智慧就是带来远见，没发生的事情比别人观察得透彻，比别人说得准。今天我们面临的开发环境比三十年前复杂，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经验是有限的，面对的未来是艰巨的，还是要多观察，多判断，胆大与谨慎相结合，也可能谨慎要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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