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历经四变。

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中原地带。其时江南,夏日溽热,冬天酷冷,沼泽遍地,野兽出没,人口密度仅及河南西部地区的二十分之一。这一情况到两汉时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东汉末年,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渡江南下。江南地区开发加快。孙吴政权中的许多功臣名将,便来自中原及江淮一带,如周瑜、鲁肃、张昭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起人口更大规模的迁移。从西晋末年至南朝后期,约有百万北方人迁移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北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原文化,大幅度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中期,江南已是一派繁荣气象,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不但拉平了与北方的差距,而且很多方面驾而上之。建康(南京)、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山阴(绍兴)等,都是天下闻名的都会。孙吴、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建康。江南文学、绘画、书法、雕刻等,均独树一帜。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江南文化第一次较大变化。

隋唐时期,江南平静发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流域。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五代、北宋时期,江南经济、文化在整体上都超迈北方,文化心理上也处于优越地位。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文化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城市方面,随着市场的活跃,坊市制被冲破,海洋贸易的拓展,江南城市生机勃勃,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如果说,六朝时期的衣冠南渡主要是在北方推力作用下完成的,那么,两宋之际的衣冠南渡,则主要是在江南引力作用下完成的。这是江南文化第二次变化。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以后,虽然首都北移大都(北京),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没有改变,重心依然在南方。元代高度开放,重视海上交通,发展海洋贸易,太仓、上海、宁波等港口受到重视,华亭由县升府,上海设县,太仓成贸易中心,号称“六国码头”。对外开放方面,宋元前后相续。历史如果沿此趋势发展下去,到十五世纪,在全球化加速的态势下,江南早就与欧洲文化直接会面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清代又沿袭明制。这使得江南文化由外向开放转向内敛收缩。这次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苏州的繁华。明清实行海禁,但不禁国内贸易。地处太湖之滨,运河边上,苏州交通优势举世无匹,于是,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这是江南文化第三次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随后又成为多功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江南文化中心。上海本是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虽是五方杂处,但其人口八成以上来自江南,上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海便成了江南经济龙头,文化高地。这是江南文化第四次变化。

以上四次变化,前两次都与北方战乱、衣冠南渡直接相关,南京、杭州都在政治中心基础上叠加文化中心。后两次变化,苏州、上海主要因交通条件卓越、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上海与苏州在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方面,其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高度一致。在闭关锁国时代,苏州优势大于上海,海禁大开以后,上海优势大于苏州。于是,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中心在苏州,近代开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苏州、上海近在咫尺,苏、沪之间文化中心的移动,放在苏松太道范围内看,在以火车、轮船为交通工具的背景下,其实就是一道所辖区域内文化结点的移动,先前苏州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几乎全盘被上海文化所继承。所不同的是,苏州目光主要向内,上海目光既向内,更向外。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包容,择善守正;二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三是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四是尚德重义,守望相助。这些特点在近代上海,融合了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岭南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吸纳了西洋文化的某些元素,经特大城市的集聚升华,形成了海派文化。

如果将海派文化比喻为立在江南文化大地上的高原,那么,上海红色文化则是这座高原上的高峰。红色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在多有,但各地红色文化都带有各地特有的元素或特色,南昌首义、井冈红旗、古田强军、遵义转折、窑洞光芒、林海抗日、沂蒙支前与西柏坡赶考精神,都是红色文化,但又各具风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共同孕育了上海红色文化。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荟萃八方英豪、勇敢创党、出版党刊、武装工人、严格党纪、顽强进行地下斗争,这些都是与上海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映射出上海红色文化中的海派元素。

05-27 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