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名篇，《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价值毋庸置疑，而它东渐入华的过程同样充满了曲折繁复，是一个各种文化张力的译介、阐释、接受、博弈的复杂过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叶隽在主题报告《译文质变的侨易节点与“翻译心灵”的呈现——以陈望道、成仿吾等的〈共产党宣言〉汉译为中心》一文中，借鉴译文学与侨易学的理论资源，通过聚焦于陈望道、成仿吾主要译者的翻译文本与翻译史过程，考察《共产党宣言》汉译史和接受史的过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推进海内外学界对马列主义文献翻译出版历史的研究，“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这个周末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的多位学者共商学术，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共同主办。
1848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以德文全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了。据史料记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片段式的摘译。不过，《共产党宣言》被真正介绍到国内，要归功于在上海问世的首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一种”形式发行。
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稍有缺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9月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与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询问购书事宜。后来，陈望道如是回忆这段翻译的日子——“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当年他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参考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在家乡义乌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借助《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夜以继日地翻译。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它不可或缺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进入新时代，经典的光芒依然夺目，《共产党宣言》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与会专家谈到，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构建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框架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或作为建党建国的思想基础来认识；或是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切入的视角，而作为“红色文化”一部分马列主义文献的研究，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还可从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的视野加以推进，即从“译刊”——翻译出版的层面切入，也可作为研究晚清以来海派出版文化的一部分。
参会学者围绕“《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书报译介与述评”等专题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副主编左玉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等做了主题报告。陈红娟、蒋凌楠、李映珵等学者从概念史的角度，研究《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Aufhebung”对应词的演化趋势与诠释转、20世纪早期《共产党宣言》与阶级进化史观的接受和“帝国主义”的翻译问题；潘喜颜、孟瑶、高明等学者从上海广智书局、大江书铺、公民书局等出版机构出发，讨论马列主义译刊；李继华、刘叙一等学者从马列主义翻译在文艺界的传播切入进行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新意。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在筹建过程中，为搭建出版史研究平台，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策划了为期五年的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学术合作计划。五次研讨会的成果，以每次会议的主题为书名，连续编辑了五部从34万至60万字不等篇幅的论文集，作为“出版博物馆·研究系列”，先后由百家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以整体面貌首次将中国出版史研究放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开辟了中外出版交流史研究的崭新学术平台。
今年下半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将建成开馆，将以国家一级博物馆为目标，坚持“深耕传统、面向世界、拥抱未来”，以新颖的立意、厚重的实物、多元的手段，展示新闻出版的历史文化和事业成果，建成集“征集保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产业创新”等于一体的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打造新闻出版业文献档案中心、文物修复中心、创新发布中心和文创展示中心，填补国内没有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的空白。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将继续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推进出版史学术研究，借助博物馆这个平台向大众传播最新的出版史研究学术成果，积极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动区域资源建设国家级传媒基地。据悉，2022年将举行“纪念生活书店创建90周年暨现代上海书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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