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辛苦讨生活的百姓，自古就与广大内陆的“安土重迁”传统不同，他们喜迁移，或曰在大潮之下不拒漂泊和转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分明，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历史动力。
前几年，我这个小小吴姓支脉的家谱于无锡一个堂哥那儿被发现。这是个手抄本，由堂哥的祖父即我亲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家人称“小阿爷”——用他漂亮的书法一字一字抄录的。本来各家各房皆存，但到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可以想见，这硕果仅存的一册是如何宝贵了。我特意跑去无锡复印了，将它郑重捧回。
据家谱说，我们的根子是在延陵（丹阳常州之间），以后辗转至浙江四明之地等等。这中间我未曾亲历过的大部已不可考。至于延陵，我与儿孙一行四人2000年的元旦曾去探访过，那里的地名至今仍叫一房村、二房村、三房村、四房村、五房村，原是春秋吴季札的封地。镇政府刚接待过台湾吴倩莲的秘书也姓吴，他说一村一村都姓这个，不姓吴姓啥？但是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与我家有关的遗存，我只能凭着想像，发思古之幽情。
而宁波就不一样了，它是我能见到祖屋的故乡呵。
宁波的创业中坚是我曾祖父。他独力在宁波城里闹市廿条桥的地方开设了古霞室笺纸装裱铺达四十余年，取得成功。由此完成了我家“弃文贾商”（家谱语）的转换。到了鼎盛时又在江北开了分店，由其长子即我祖父经营。于是再完成那时人们认可的大事，在镇海东管乡河里头，盖了本村第一幢二层楼，迁了祖坟。家谱中记下“时在民国元年”（即1902年）的准确时间。我写有《镇海老屋》一文，详述在当地区政协搞文史工作的朋友协助下，2003年发现并认定祖屋的经过。这老屋即我父亲的出生地。廿条桥和河里头，我都不止一次地探访过，古霞室仅余遗址，老屋一百岁仍健在。
任何事情都有盛衰，民国以后裱画业出现衰落，源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动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过去，江南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客堂，至少也要有一幅中堂和对联，更不必说富人几进院落的匾额、楹联了，这都需裱过才能悬挂的。但这时现代习惯开始渗入，房屋的布置渐渐趋新，裱画业逐步压缩成艺术品位较高的“小众化”行当，大部分店铺都在一夜之间失掉了存身的基础。听长辈说，曾祖父也挣扎着想改营其他，比如古霞室自制账本，这账本能结实到想任意抽出一页纸也不可的地步。不过这并不能挽回一切，终于使得曾祖父在眼见上海越发崛起的关键时刻（约上世纪二十年代），毅然决定了五个儿子的去向：三阿爷一家留守，二阿爷、小阿爷转移无锡，我阿爷和四阿爷奔赴上海。我不知道那时开不开家庭会议，但我在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还可以感受到这个决定的悲壮性质。
待我在黄浦江畔出生，家族的这次“大转移”已然完成。我从小的感觉，宁波人融入上海求得立足，就像从这个市区搬到那个市区那么熟习、自然。不过我们长房有了新情况：我爷爷原来经亲友的介绍在一蛋厂工作（我的二叔在蛋业工会任职是后来的事情），却因“得了时疫”猝逝。其时，父亲高中未毕业，他面对家中的后母、一个同父同母的姐姐，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得不辍学，去上海南市“学生意”（做簿记学徒），开始了他的会计生涯。父亲在上海先后做过职员和商人。依我看，他在报关行（一种代商人办理报税手续的机构）任职算是顺风顺水。那时我家租住静安寺“上只角”的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四寿邨整幢石库门三层楼房，那里望得见张爱玲的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的窗户，背后就是她写得那样可爱的一路电车场，而我则进了新闸路西区小学读书（今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这是一个中产市民家庭的地位。不过后来他经商屡屡失手，收入下滑，我们搬去虹口，他饱尝了失业的痛楚才有了以后迁徙的决心。家里的三位叔叔虽没有读过名牌大学，却或多或少在上海都有了不同的高等教育经历。最成功的是大叔学完“土木建筑”成了工程师。他最早开公司是在虹口四川北路丰乐里的家，狭小阴暗的弄堂，现在属于多伦路左翼文化纪念地的一部分。后来他自己设计，包建筑队盖房子，成了气候之后甚至在施高塔路（即鲁迅大陆新邨故居所在的山阴路）路底、当年的半城市半乡村地段，建了一幢小洋楼，院里土地与虹口公园（老靶子场，今鲁迅公园）挨着，下了绳套竟能逮到獾子。这地方现今即欧阳路580号的朱屺瞻艺术馆。大叔可代表我们在上海已经立脚稳固，而我们家却是广大移居的宁波家庭的极小一分子。
“宁波人在上海”这个题目如今不用我来饶舌，宁波商帮有专门的研究所和博物馆，他们将移居上海的宁波人在金融（钱庄银行）、航运、棉纱、五金、医药各业的贡献，以至于我在中下宁波移民层看到的裁缝店、布店、炒货业等（我家在虹口春阳里所住老式石库门房子的楼下便是老乡开的荣昌祥南货店），都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包括晚清的“四明公所事件”所显示的宁波同乡会面对列强的团结、爱乡、抗争精神，也是宁波人的骄傲所在。在上海，“无宁不成市”。我们只要看这两个数字：到我出生的上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上海的宁波移民已达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解放后达到一千万人的时候，我见过上海报纸上的广告说宁波日报愿为二百万祖籍为宁波的上海人服务，也是这个比例）；而于现代上海的工业初步建成的当口，宁波移民所建的企业工厂在沪地的总产值竟然已达三分之一以上，就够我们想像和体会了。
不过现代上海是有它的各种面目的。在繁华、时髦的背面也埋伏着崩溃之象。到1948年我十岁时，不仅父亲在商业场上感受到无限风险，即便是我也知道整个城市处于经济风暴之中：金圆券从最初一元钱让孩子觉得如百元大钞，几个月后便疯狂贬值，几万元、几百万元面值的钞票都出笼了，以至于家家银行门口银元叮当响，纸币遭市民抛弃，连母亲居家都懂得把所有的钱要换成“固本”肥皂存起来。这可能是父亲决心离开沪地，另寻新生活的直接动机吧。
1949年底，上海解放才半年，父亲即应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招考，录取后编入第18会计招聘团，携全家转赴辽宁。亲友中不乏劝说的好心人，说那地方冷得撒尿都能冻成冰棍的有之，主张父亲只身前往而把妻儿留在沪地的亦有之。但父亲义无反顾地决心“北漂”了。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如此长的路程，自1950年元旦一过出发，三段路走了十余天。先由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为沪宁线。火车上轮渡过长江，对面是浦口，火车起点应有的吃住服务齐备，又集聚了修车头、造车厢的众多工厂，非常热闹。后来我到东吴大学浦口分校去讲演过，发现长江大桥建成后这里已成了一块宁静的文化区。从浦口到天津为津浦路，换车前见到了在这北方最大金融航运中心做进出口公司职员的小叔，吃了他请的狗不理包子。从天津到沈阳是“出关”了，两厢的田野冬天正荒凉着，看上去一片肃杀。在山海关停了很长时间是须将上海带的钱换成东北币，比值是1：10000，如买两角钱的花生米便要付两千元才行。在沈阳小旅馆度过春节，印象好像到了另一个国度：东北人结婚不撒彩纸而撒黄豆（真是出产大豆高粱的地方）；去北陵乘的是赶车人座位高于乘车人的俄国马车，的的笃笃行进在松柏树林中。至4月，分配来到鞍山。以后填表父亲曾多次问我，我们几时到的鞍山？我不假思索就说是4月4日，因为那天是旧的儿童节。一路上我父亲带的家人最多，行李最沉。圆型的装被子的大帆布袋以外，还有装碗盏瓷器的竹筐，是长期过日子的架势。但带了这么全的东西，在鞍山的第一个冬天全家却没有棉鞋穿，我踏着跑鞋冻得如猫咬一般。在鞍钢，父亲先在给水厂，后到三冶金属结构公司工作，他还被借调到抚顺、本溪、酒泉等地查账建账，由成本会计直做到会计师。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鞍钢建设三大工程为七高炉、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是恢复生产后的苏联援助项目。建后颁发纪念章，父亲也有一枚，后来我在鞍山和北京的徽章市场上都购到过，是早期参与鞍山建设的一个标志。鞍山外来的建设者越来越多，过去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已不够用，开始大规模建造工人住宅，仅具备地板、双层窗、暖气、煤气标准的红楼在全市就有四处，我们家曾住过其中的两处。我觉得，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工业化是个历史里程，三大工程和红楼都是应当保存的文物。鞍山不忘外来援助人员的功绩，南方十几个省市的迁移者有一段时间均享受特殊的大米配给（每月三十斤粮食定量中大米可占十几斤，否则仅三斤），在闹市区开设专卖南方产品的青年商店、南味商店，特别从上海整店地迁来国华照相馆、老正兴、熏腊店等。文艺单位从全国聘来好演员，所以鞍山的京剧团、话剧团、曲艺团的水平都不低，这样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扮演者才会是鞍山话剧团出身的陈晓旭，曲艺团才会出来一个著名的评书家刘兰芳。有了全国的支援鞍钢，才有后来的鞍钢支援全国。凡有“钢”字的大型钢铁企业，如包钢、武钢、马钢（马鞍山）、兰钢、攀钢（攀枝花）、宝钢的技术骨干力量，起初都有鞍钢人，而我们的亲戚中有的也从鞍钢走向全国，就好像从东北伸出手臂去一样。这时我们家已经扎根在鞍山、沈阳，五代人构成大大小小十几个家庭；一部分后代能听懂上海话，满口讲的都已是东北话；我母亲所做的拿手宁波菜、上海菜，被有的小辈继承。吃食与穿戴两项揉入的南北习惯，成了我们这个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家族特色。
1978年我考上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研究生，来到北京。毕业后留京工作，开始了家族部分成员向又一个地域的转移。在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挖掘了海派文学，触动了我对甬沪两地固有的“情结”，调动起童年的生活记忆，写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说研究专著。我从学术专业上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改革开放的历程使得社会的物质、精神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与海外的亲友都建立起联系，不再隔绝了。上海、天津的堂弟堂妹多有下海经商成功者，我这里又分出新的一脉，下一代和下两代的儿孙不断有考上北京学校而留京者，北京支脉有了雏形。
我们这个家，从由甬入沪算起，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计30年；从上海到东北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也是30年；再由1980年代至今整整40年：正逢一百年！这么长时段的家族变动，正好与现代上海的形成、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前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相符合。这种迁移，不仅没有使两地关系隔膜，反是加强。无论是物质往来，人才技术的交流，哪怕到了乙地再无机会返回甲地，也会在不绝的思念、回想中，向对方发出呼唤。如是再移至第三地、第四地呢，这种交流便乘以N次方了。这便是一种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日渐深厚的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