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案件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亟待破解。2017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4.76万人、5.07万人、6.29万人，后两年同比分别增长6.8%、24.2%。司法办案发现，案件发现不及时，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的效率、效果。有些案件后来即使被发现，由于时过境迁，给侦查取证、打击犯罪带来很大困难，有的甚至因为证据灭失，让犯罪分子得以逃避应有惩罚。
事实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对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报案举报都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因过于原则等原因，在落实中出现了一些问题。2018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率先在全国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应当立即报案。此后，浙江、江苏、广东、江西等省一些地方也都建立了相关制度。实践证明，强制报告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惩防措施，浙江杭州自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来，已通过相关部门报告案件线索发现、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33件。2019年，湖北省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省级层面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不久就根据相关人员报告的案件线索，破获一起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案件。
此次，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机制，确保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意见》明确，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教育、医疗、儿童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等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报告的义务。这些组织和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推动及时发现、处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意见》根据实践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发类型及常见特征，规定了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九类应当报告的情形，并规定发现“疑似”情形的也要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举报后，应当立即接受，问明案件初步情况，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受案审查，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并在受案或者立案后三日内向报案单位反馈案件进展，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告知报案单位。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监督。
《意见》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发现未成年人需要保护救助的，应当委托或者联合民政部门或共青团、妇联等提供救助；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惩处；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依法代未成年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依法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对于工作中发现相关单位执行、监管不力的，可以通过发出检察建议书等方式进行监督纠正。对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监察委员会依法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
史卫忠表示，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点多线长，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管理、督导职责。在落实制度的过程中，要同步做好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救助工作，切实保障他们的隐私，避免二次伤害，并第一时间提供有针对性的救助，最大限度减轻不法侵害的影响。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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