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去一些年也写过一些经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一生记录下来。但我还是被鼓励着去回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想法，包括我生命中的那些里程碑。也许是因为我到了107岁的年纪（译者注：此回忆录写于2002年），毕竟经历了毋庸置疑的最有趣的一生。
长大成人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佛罗里达，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差不多18岁到22岁吧，所以，我的根是在佛罗里达的。1895年7月4日，我，安·帕金斯·斯旺（Anne Perkins Swann，译者注：这是她婚前的原名，婚后随夫姓，改称Anne Swann Goodrich）出生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县的费尔南迪纳海滩，就是现在的阿米莉亚岛。父亲是一名药剂师。除了为教堂做点事情外，母亲没有出外工作，这在当时是蛮典型的。
我母亲1907年4月1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罗兰公园去世。她刚到39岁，而我还不到12岁。我的父亲1910年1月1日在他45岁时去世，我才14岁。我是极为幸运的，伯父和姨妈都很关心我，帮我渡过了这些困境并长大成人。
我母亲去世后，她的姐姐安（译者注：Anne Perkins）把我带到她家，我的名字就是由她而来的，安也是我曾外婆的名字，我一直喜欢我的名字，安，在汉语里是“平安”的意思（译者注：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新近见到的档案显示，她的中文名字叫“富平安”，本文采用她的中文名。之前有根据音译称她作为安·丝婉·富善、安·斯旺·古德里奇，她也常被称为傅路德夫人）。她把我送到位于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市的哈德里奇寄宿学校，我就是在那里接受的中学教育。我在那所寄宿学校四年，直到毕业。那所学校太棒了，毕业生都很容易被大学录取。毕业以后，我去瓦萨学院又学习了四年，我的主修专业是美国历史，1917年从瓦萨学院毕业。在瓦萨，我第一次听说了哈里·爱默生·弗斯蒂克，他在那一地区传教，我读了他的书，他对我的一生影响甚大。
瓦萨之后，我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开始的时候我修读体育教育，但后来发现不及我对基督教教育的兴趣大。我就综合两者，但都没学进去多少。我从教育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为了学位，我还在联合神学院修读过课程，包括最后几年在联合神学院的夏季课程。
1923年富平安与傅路德在北京举行婚礼。安·古德里奇·琼斯慨允使用。
到中国去
过去很长时间，我都很想去中国。我尝试着去印度，还有一些其他地区，那时在美国公理会的名单里有的，我都写过申请信，但其实，我对那些地方不是那么提得起兴趣。然而公理会并没有录用我，我后来去了圣公会教会，事情才有了转机；我本想看看他们会不会要我，后来我倒是成了那里的教友。
公理会对圣公会的态度普遍是迁就的，这是他们现代精神的标志。我后来被公理会差会录用了，原因只有一条，即弗斯蒂克博士给我写了个条子，说“如果你们能要她，就要了她吧”。
我的家人得知我想去中国做传教士，这对我那有世俗之见的大姨是个打击，她觉得这很危险，而且是对长相和教育的浪费。因为那时我都快25岁了，也许大姨对我还能体面地嫁出去都绝望了。不管怎么说，我姨坚决反对这个想法，倒是另一位伯母（译者注：Elizabeth Swann）同情我的志向。
因为我的家人反对我去中国，我就去找了我上过的中学的校长。她的建议是叫我等到25岁，那样我就能明确地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我就一直在曼哈顿的第一长老会教堂做事，直到25岁我去了中国。我的主要工作是组建一支女子篮球队。哦不，我从未成为过篮球队的核心人物，我最高也就长到过五英尺四（译者注：约1.63米）。
当我被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译者注：后来叫做联合差会）派往中国时，我满脑子兴奋，想象着北京一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
我原本是要在女子高中教英文的，而且我也努力过了，但我觉得我做得并不好。但是他们给了我另外一份工作。尽管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译者注：美国社会学家，1917年至1919年首次到北京调研，1921年出版《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这个名字有些人都没有听说过，但他在中国的城市中率先对北京进行了社会调查。
一个工作坊建起来了，赤贫家庭里的妇女都过来做刺绣活儿。我被分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带她们做操，因为她们整天都弓着身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需要站起来伸伸胳膊。然而，她们主要的活动却是放声大笑！首先，她们觉得这样的运动太可笑了，其次，她们笑我的汉语说得笨嘴拙舌，我在语言学校只学了一个月的中文。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哈哈大笑半个小时。
约1931年，富平安在北京参观寺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专藏慨允使用。
在中国成家
我第一次去中国在那儿呆了五年，后来我再次去又多呆了两年。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是单身，但到了北京三年以后就结婚了，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丈夫，在中华医学基金会工作的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译者注：1894—1986，中文名也作傅路德、富路特）。“L”是指“路德（Luther）”，尽管这个全称几乎没用过。
他从事的工作包括代表教会医院去向洛克菲勒做汇报，看它们是否应该得到经费。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投资医药业和改进农村的大众卫生状况，都是很感兴趣的。
我是1923年2月2日在中国北京结的婚，那一年我28岁。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哦，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就住在我居住的学校对街的院落里，很难“不”遇到他。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婆婆撒拉·伯德曼·古德里奇（Sarah Boardman Goodrich），她也是在中国行动着的力量。她是一位“妇女解放者”，在人们还不明白这个词的意义之前她就是了。有一次，为了筹钱建黄包车夫的一个庇护所，她督请当地的负责人和她一起在那里过夜，想让他看看那个地方有多冷有多破。负责人不肯去，但拨给了她筹建庇护所的款项。我一直是在干实事儿的女性身边长大的，有学习的好榜样。就像哈里·爱默生·弗斯蒂克启蒙了我的思想一样，我的婆婆由里到外的做派也影响了我。
我结婚的时候，原本准备在北京能找到啥就穿啥；但我的大姨没有听见我的想法，她给我寄来了华丽的婚纱和面纱，是纽约最时髦的款式。我的姨妈想要我在那一天美美的！她还给我寄来了一顶用羽毛装饰的帽子，在结婚旅行时可以戴着拍照用的；但我当时却是穿着工装裤，因为我们到一个陵园里野营去了。这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中国的陵园是不一样的，那里还有小屋子可以租住。人们听说我们去了，小孩子们都跑出来欢迎我们。太棒了！
在和卡林顿（Carrington）约会以前，我从未骑过马。他常带我出去骑马,我们去到北京的城墙外，骑马穿过开阔的原野。
我在传教工作中，生发出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他们的信仰的痴迷。食物太棒了，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了；而且中国人是那么可爱又善良。除了可怕的卫生状况，我几乎爱上了北京的一切。当我回顾我做过的各种事情时，我的女儿安提醒说我还曾得过“华北潜水冠军”呢。我丈夫那时在上海，他是从报纸上得知我获奖的消息的。
当我们还在中国时，我和我丈夫成了家，最后养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小的孩子是双胞胎，1932年出生在中国，哈伯德比他妹妹安早七分钟出世。结婚以后，我就不大做传教士的工作了，除了还去那个小作坊，帮那些女人在做针线活儿的间歇时间里，做些伸展运动。那时起，我的工作更多是自愿性质，教会不再付报酬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中国住了两年，那次我们回去，是因为我丈夫要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也在语言学校教课，那时候变成南加州大学的一部分。他拿着奖学金，不再受雇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了。
1987年富平安带领家族11人回访中国，这是在参观由婆婆撒拉于1904年创立的“安士学道院”，1926年更名为“富育女学校”，即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前身。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慨允使用。
中国在我们的美国生活里
我丈夫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检查在北京设立的医院的卫生情况。基金会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后，付了他一年的薪水，然后我们就回到纽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学习中国历史，同时也教汉语。随后，他在哥大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开始改进东方历史的课程，并在那里到达成功的巅峰，成为“丁良讲席教授”（译者注：丁良，Dean Lung，也作丁龙，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即后来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创建时的最初捐款人，后以其冠名讲座教授职衔）。他做了37年系主任，直到退休。我丈夫早年的一些学生还和我保持着联系，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的女儿安记得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活动家。当日本拔出刺刀时，我在美国印刷传单，呼吁民众不要把金属废料卖给日本以制造战争武器，也不要买他们的丝袜，因为这些钱会被日本用于战争。
我在中国的时候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仰感兴趣，这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我写了四本书，包括一本关于北京东岳庙的，那是一座综合庙宇，被毁掉了，后来改建成一座博物馆（译者注：现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用了我的书做修复的参考。我最近的一本书《北京纸神》，是关于灶神和其他家庭祭祀的神祇的，是在我95岁的时候出版的。103岁我写了我最新的文章（译者注：《妙峰山》，发表于1998年第1期《亚洲民俗研究》学刊）。
我得到并保存了很多年的特殊物品中，也许首要的，是我的婚纱。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穿过它。很多东西我都保存至今，因为它们对我有意义。其中有一块中国长城的砖，是我的公公（译者注：Rev. Chauncey Goodrich，即富善神父，汉语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主持者之一）从一大块墙体上切割下来的一小块。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安娜·玛丽亚小学演讲，我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带了过去，这块砖激起了孩子们最大的兴趣。曾有人问我一生中是否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我不得不说，所有我想做的，我都做过了。我不介意重过一遍我大部分的生活，比如从我去中国，认识我丈夫，到他去世的1986年。我生活的大部分快乐源于他，他甚至在我的书籍的出版中也尽了力。我知道生活在改变，而且你除了随机应变并无他法。我喜欢我见到的很多变化，我也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更美好。
[译者注：富平安女士的自传写作于2002年，尚未公开发表。今年5月经其家人书面授权翻译许可，并允许编辑出版。本文仅节录并编译与中国相关的生活经历。原题为《富平安自传》，现标题（含小标题）和图片说明为译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