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自始至终伴随人类文明演进的现象。人类最初研究疾病主要是探讨疾病的原因及防治方法。疾病史的出现，是对前人应对疾病经验的系统总结。20世纪初的中国，医史学逐渐发展成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史的研究也因此名正言顺。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的疾病社会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以2003年SARS疫情爆发为节点，中国疾病史研究方兴未艾。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疾病史研究，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始终如影随形，并理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提倡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的中国疾病史研究
近代意义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始于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设有疾病史专章，简要讨论了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肾脏新陈代谢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等五大类35种疾病的名称、诊断及治疗的历史演变，且特别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成立，疾病史的书写逐渐成为医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60年，以《中华医史杂志》为主要平台，涌现出不少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基于考古发现的疾病史研究、基于经史子集和古代医书的疾病史研究、专病研究，更涌现出了余云岫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范行准的《中国病史新义》等疾病史系统研究的巨著。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导向。如疾病史的系统研究，早期是为解决西医传入后中西疾病名称的对照问题，后期是为了医学教育中学科脉络梳理的需要。而专病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病，体现了疾病史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的方向。21世纪以来，从SARS疫情爆发之后的传染病研究热潮到日益兴起的慢性疾病研究，医史学领域的疾病史研究仍然秉持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人类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反应”，疾病的产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受到社会活动和文化环境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身心分离”的生物医学模式暴露了其在医学观和医疗实践上的不足。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从关注生理病理变化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社会环境方面的综合治理；从重治轻防转向防治并举，扩大认识疾病的深度和广度。西方的疾病史研究自此开始接纳社会文化史的加入。
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港台地区的医疗社会史兴起，不仅关照中国古代的疾病医疗，并开始与现代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理论相结合。2003年，历史学者余新忠在《历史研究》上总结了当时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特点，包括传统历史研究的边缘、港台研究成果占多、社会史倾向出现和尚未脱离传统医史学研究范畴等，同时坚信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深入“将会使人们日渐深切地认识到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 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2004年，医史学者张大庆指出：“疾病社会史的兴起，将疾病与医学视为整个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将疾病看作病人-医生-社会反应的复合体，拓宽了疾病史的视野，有助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把握疾病的社会意义。且考察特定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益于人们把握疾病与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的多重关联。”显然，站在21世纪初的时间维度，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还是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社会文化转向有了共识。
随之而起的便是中国疾病社会史井喷式发展的十余年。总结这一时期疾病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近代疾病史研究平地而起，甚至出现通史性专著，如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而古代疾病史研究更强调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第二、集中研究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等，并出现专门的传染病研究专著，如张泰山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第三、集中研究疾病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和区域社会的应对，如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上述特征与历史学界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相对丰富有关，也积极回应了2003年之后中国社会应对SARS疫情的现实需求——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对于烈性传染病的认识、应对，成为当代中国疾病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SARS之后的焦点——现代国家的防疫应对
学者李化成曾指出：“当前，我国处于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在借鉴或总结西方经验教训方面，还是在发掘中国医学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上，历史学家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研究，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和希望所在。”
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历史学界开启了自发的近代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问题意识集中在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立。
围绕鼠疫、霍乱等具体疫情的防控研究是近十几年来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口岸城市则成为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实验场和展示台。近十几年来，关于近代防疫体系建设的研究，已经由香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青岛等港口或口岸城市拓展到北京、南京、苏州、安庆，甚至重庆、成都、昆明等西部城市；同时，拓展到这些城市所辐射的区域，关于东北、山东、两湖、福建、广西、云南的防疫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焦润明认为宣统年间应对东北鼠疫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价值舆论界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积极筹措防疫款项等。这些应对措施有效避免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并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体制。此后，构成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的政府防疫政策、防疫立法、防疫机构设置、中西社会团体与防疫、公共卫生运动、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培养等议题，也被纷纷关注。各类研究都从近代防疫的历史中充分认识到，以“防疫”为契机建立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给中国社会带去深刻而系统的变革。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尽管社会力量对疫病防治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政府的防疫行为依然占据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疾病史研究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跨学科力量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关注传染病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
历史地理学者李玉尚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指出，近代江南的历史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但由于人与微生物环境的不断变化,危机始终存在。
社会医学学者甄雪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以实证研究指出，传染病严重破坏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在当代社会，传染病还能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人口流动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导致的传染病新形势，政府应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疫情应对方面，历史学者崔艳红以危机应对的4R模型,即危机减轻(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港英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措施。梅爽则关注近代东北鼠疫防疫过程中的谣言，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角度指出恐慌是产生谣言的温床，肯定了清政府通过媒体公布防疫章程、普及防疫知识、及时公布每天疫势情况，有力遏止了谣言的传播，同时传播了科学防疫的有效性。学者郭剑鸣考察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运用政治学理论指出，建设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防疫，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互补、多层次分担公共危机风险的机制,是现代灾疫政治的当务之急。同时，要将公共危机的挑战成功地转化为整合民心的机遇,形成健康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
另一方面，关于近代防疫措施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医领域。中医学者吴文清汇总近代百年时间内传统中医运用中医防治手段和方法,通过设立特殊的防治机构与西医联手抗疫的史实，为中医防疫保留下了重要的史实。
纵观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博硕士论文数量突出，显示出疾病史研究对年轻学者较强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囿于视野和素养，以年轻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往往止步于勾勒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成，忽略了反思防疫体系运作背后更为深层的制度或文化因素，如防疫与全球化、防疫与生态、防疫与经济、防疫与中医、防疫与日常生活、防疫与身体规训等。另一方面，和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肆虐不同，20世纪下半叶后，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往往是特殊机缘造成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流行性肝炎、流行性感冒、艾滋病等，显然，历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传染病和防疫工作的历史梳理还有待加强。
慢性疾病等现实医学热点是疾病史研究的未来
纵观欧美疾病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疾病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后现代史学等社会思潮的日渐兴起，促使包括疾病史在内的医疗史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和医疗形式的更新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疾病史的研究领域。
慢性疾病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主要医学热点。疾病史研究的方向，没有脱离疾病本身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肺结核史、艾滋病史、糖尿病史、癌症史研究，到癫痫、抑郁症、厌食症等较为前沿的精神疾病史研究，陆续被纳入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的范畴。以癌症史为例。作为慢性疾病代表的癌症，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西方社会围绕癌症，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仅就近二十年而言，西方以癌症为对象，研究这种疾病所引发的国家、社会的应对，即癌症的社会史研究成为热门。如2002年的《抗癌的斗争：法国（1890—1940）》介绍了法国如何调动科学、慈善、伦理、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来抵抗癌症；2005年的《希望的元素：镭与1900—1940年加拿大对癌症的反应》介绍镭锭治疗在加拿大癌症防治领域的应用；2010年的《医生、吸烟和福利国家：英国政府与癌症的斗争（1947—1957）》聚焦英国通过禁烟和提升公共卫生福利来防治癌症的十年；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回顾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癌症认知、防治，尤其详述了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成为癌症史研究领域的巨著。在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中，身体史、观念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乃至环境史、全球史已经成为疾病史的应有之意。因此，亦有直接研究癌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即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利奥波德的两部著作——《黑色丝带：二十世纪的乳腺癌、妇女和医生》、《在雷达之下：癌症和冷战》剖析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关于乳腺癌的防治问题中是如何相互博弈，聚焦在乳腺癌防治中赋权女性的重要性。《谈判疾病：权力和癌症护理（1900—1950）》通过对大众观念和行为的分析，描绘了癌症患者对传统医学权威的挑战和对健康和治疗的理智选择，揭示出癌症患者、医生、立法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外，也有从观念史（《制造癌症史：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疾病和发现》）、性别史（《乳腺癌战争》《女人的疾病：宫颈癌的历史》）、物质文化史（《紫杉醇的故事：抗癌药物研制过程中的自然和政治》、《神奇子弹：一个微小橙色药丸如何重写癌症病史》、《他莫昔芬与乳腺癌：不确定性的治疗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
2011年，学者王小军就指出中国疾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忽视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重视成为灾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研究。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在肺结核、糖尿病等西方疾病史热门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特别在精神疾病研究领域，涌现出陈秀芬（关于金元明清时期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王文基（关于近代精神卫生医疗的研究）和巫毓荃（关于殖民医学中精神医疗的研究）等研究者的系列论文。而大陆历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对于结核病、妇科疾病、癌症等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
当然，慢性疾病史研究要突破传统医史学研究的藩篱，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还要将医疗保障、医患关系、医学知识传播、病人体验、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等纳入视野。近年来，《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等研究成果成为本土化研究的新尝试。更重要的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反思20 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关注卫生现代化中的个人权利问题，例如过度医学化对身体的规训、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提出等。这些恰恰都可以在慢性病研究中找到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历史学者高晞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史研究写出的是不懂“病”的“疾病史”和没有“卫生”的“卫生史”。这固然受限于医疗疾病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但也与部分历史研究者以‘外史’为借口逃避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有关。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