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欢水》前段时间的热播，让一个艰难境遇中的小人物形象跃然于屏幕之上，尽管只有短短12集剧情，但男主角余欢水的遭遇引起了中年人的强烈共鸣，他挣扎着试图有尊严地活着，却陷于人情社会的罗网。面对着人情与法律的碰撞，物欲与守法之间的冲突，剧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使余欢水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要如何进行这场法治与人情的博弈却值得深思。
本剧由极端戏剧化的荒诞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改编而来，原著与电视剧作为讽刺喜剧，其目的是突出现实矛盾，以吸引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反思。本剧以夸张手法与嘲讽态度，通过描写人情与法治矛盾，展现对象的可笑及其与现实的残酷碰撞，并以此凸显值得同情人物身上的缺点。同时讽刺往往包含善意的批评，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教育引导作用。
剧中男主角的身边处处体现着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的矛盾冲突——
公司因为三次迟到就扣除员工的底薪，余欢水撞破老板私密后反遭职场打压；欠债不还的好朋友借仗着交情反向余欢水叫嚣；邻居自私无理，不是养狗无徳，就是装修的电钻声扰民还威胁警告不能耽误施工；撞见造假电缆勾当，而被各种威逼利诱等等。
余欢水的隐忍退让、得过且过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地鸡毛。最为讽刺的是，一个向来遵纪守法的“怂人社畜”，却成了活得最悲惨的人；在束缚他的人情牢笼中，最缺乏的却是人情味。而此部喜剧讽刺的深刻性也得以呈现，透过喜剧性的人物形象，并以夸张与喜剧的手法，描写小人物的一系列倒霉事，体现余欢水因讲面子而遭到的反噬，从而刻意体现人情与法治的冲突。本剧成功塑造了一个人人有感的小人物形象，并通过描写其在生活中受到的各种嘲弄，展现主人公以人情对待法律问题的卑微与无力。本剧以幽默感包装讽刺力，让人们在嘻笑的同时，亦产生压抑的同感。此种寓哭于笑、笑中含泪的手法，使剧集在喜剧的底层涌动着人情社会中小人物的是非悲喜，直接逼视了人情社会对法治精神的消解，描写因还未适应转型过程而“落后”的人物在生活中盲目挣扎的悲剧性。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历史传承，指导着社会主体的思维与行动。中国自周朝以来即以“礼”治天下，讲究敬德保民，由此造就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观念，厌恶不近人情、轻视既定规则。当然，传统社会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有“讲情理的精神”，也有仁、义、礼、智、信等社会原则，指导我们天下大同，美美与共。但以和为贵并不是窝囊忍受。生活中的不合理与不合法，不应成为让人无法忍受的“丧”。
在我国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高速与关键时期，新鲜事物不断涌现，旧性积习沉滓泛起，正如剧中所描述，法治与人情的矛盾更为突出。当今中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传统的治理手段难以实现有效控制；同时，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要求通过竞争机制、价格发现来实现，这就要求形成一套不被个人凌驾的市场秩序。然而人际关系中，传统的差序格局并未随之消失，借助移动互联设备的帮助，以血缘、亲缘、地缘等传统关系为基点，以同学、同乡、同事、同趣、同群等衍生关系为依托，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这本质上体现的仍是社会观念与社会机制的矛盾冲突，是文化空虚与物欲增长的冲突，是法治社会建设与人情社会传统的冲突。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是要革除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消极思想观念，打破“差序格局”和“潜规则”的牵绊，将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通过法治文化建设树立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以实现。而该电视剧正是在辛辣针碥时弊的过程之中，通过小人物的脱胎换骨——抛弃无用低效的人情面子工程转而用法律手段维护秩序，以弘扬“正能量”。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情与法治并不必然冲突，法律不能取缔情理，情理也不可压制法律。尤其在社会转型期下，更需要“人情”与“法治”的协调促进。但市场经济发达化之后，市场是交易的综合，因而其中充满了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秩序由人情纽带来固守反而矛盾重重。电视剧可以设计情节与人物，主人公可以突然开挂、绝地反弹。但现实生活中，面对这些冲突，人情社会也愈发乏力。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反而是通过规则来解决纷争，法律可以维持理性的社会秩序，可以运用制度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而法治不应只是一种冷冰冰的被动的治国方略，需将法治寓于人心，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温情的生活方式，方可与“人情之治”合谐共生。
欲将法治作为生活方式，使“情”“法”融洽，需培育法治文化，发挥文化的滋养和感召作用。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要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基本建成。作为其中精神支柱的法治文化，以其特有的行为范式影响民众的行为模式，其通过推动公民学法、守法、用法，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且民众对于本国法律的接受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法治文化共识和认可。作为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法治文化的建设作用越发凸显，它推动着法制的落实，保证着法制的成果能够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国家需要文化支撑和培养法治建设，亦需要文化的发展去提高法治的深度和广度。
当法律体制既成，只有确立法治信仰，才能将法治观念真正注入人心，用法治帮助建立秩序世界，治疗生活中的“丧”。只有民众对法律报以信任，有公心的人才会多起来，进而反哺中国的法治进程，主动批判人情文化中的糟粕，而保留其中有益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源，形成现代法治与传统人情的和谐与平衡。当法治文化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之时，人们才能有尊严地、更好地活着。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