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先生在书房写作
郑逸梅（1895-1992）喜藏名人信札，且厚古而不薄今，即便是对一些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时人，只要其书札有一定的文史或艺术价值，就照收不误。他所收藏的这些友朋信札，大多来自于公事或私交的正常往还，但有时也会忍不住写信向友朋索取信札，以达其收藏的目的，近于“为赋新诗强说愁”之类。近日在阅读他和书画鉴定家杨仁恺（1915-2008）的鸿雁往还中便体验到这一点。
郑逸梅比杨仁恺年长二十岁，按理应属长辈，但在其致杨仁恺的书札中，却有屈尊之意，全然没有长者的架子。其书札全文曰：
仁恺先生：
别久思深，想彼此有同情也。昨承王运天同道转来尊贻大著一巨册，拜读之下，莫名倾佩。盖化数十年之力成此一书，殊非易易。而在出版界出书难能得问世，且书价高，盛情分赠，凡此种种，皆可喜可感也。特此申谢。
弟近来右腕僵木，书不成字。春蚓秋蛇，幸恕草率。闲来却喜收罗今昔贤彦尺牍，藉以解闷。未知先生能赐一手札，俾得珍庋否？请用毛笔作传统式，繁体字、直行、不加标点。纸奉上，信手为之，不求工整，聊留纪念而已。惟有渎清神，甚为惶恐。匆此敬颂
著绥！
九七叟郑逸梅上言
信中谈及的王运天，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与文献专家，曾从王蘧常游。我于去年在广州参加马国权遗著《章草字典》首发活动时与其相识，时有往还。经微信询问，信中所言“大著一巨册”，当为《国宝沉浮录》。此书是杨仁恺就清宫散佚书画做的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与研究，于199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首次出版，后陆续在辽海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影响甚巨。郑逸梅得到的赠书，当为1991年的初版本。郑逸梅在信中希望杨仁恺能“赐一手札”，并随信寄去信笺，注明写信的格式为繁体、直行，这也正符合郑逸梅在《尺牍丛话》中所提出的信札收藏理念：“与其当代名流，毋宁十年前之先辈。盖所谓名流，多用钢笔洋纸，以趋时尚，不若先辈之拈毫拂素，行间字里，饶有古香古色也。”杨仁恺并非郑逸梅之“先辈”，但在他的眼中，杨是能“拈毫拂素”，作“古香古色”书札的人吧。
郑逸梅致杨仁恺的信札凡两页，书写在印有“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字样的十六开公文信纸上，信笺底端印有该学院的地址及电话号码。值得玩味的是，郑逸梅在《尺牍丛话》中曾对这种古风渐逝的现象颇有微词：“书札上印有某公司某机关字样，及电话号数者，最为恶俗。朋好遗书，有以上字样等者，予辄将周框裁去，然后留存，似较雅致。”在郑逸梅自己所书的信札中，不仅印有“某公司某机关字样，及电话号数者”，还用“钢笔洋纸”、横写，种种被其定为“恶俗”者几乎占全了，可见其在信札书写方面“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可爱之处。实际上，在其收藏的时人来函中，这类形式的信札似乎并不鲜见，如赵景深的印有“北新书局用笺”，冒效鲁的印有“深圳新沪电器实业公司”，应野平的印有“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顾也鲁的印有“上海电影制片厂”，周汝昌的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林培瑞的印有“漓江饭店”，且均有“电话号数者”，却并未见其将“周框裁去”，足见理论和实践确乎总是有一定距离的。
杨仁恺收到郑逸梅来信后，很快便写了回信：
梅翁道席：
顷奉本月十四日教示，敬悉种切。拙作谬承奖饰，愧不敢当。自知谫陋，佇望德音常颁，指示来日写作途径，庶免陨越，不胜翘企待命之至。匆匆奉覆，特致悃忱。敬祝
长寿！诚国家之祥瑞也。不佞仁恺顿首，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钤白文方印“杨仁恺鉨”。信笺为小十六开花笺，上印有张大千所绘王子猷赏竹的画面，“子猷径造竹所，独往自胜，不必七贤六逸相呼聚，方为此君重也。己卯七月醉游，饮中写小册一页，大千居士张爰”，钤白文方印“张季”和朱文方印“大千居士”，另有朱文随形印“荣宝斋制”。花笺上张大千之画作于1939年。
杨仁恺的复函，除“不加标点”未按郑逸梅提示所做外，其余均按要求交了一份合格的“作业”。郑逸梅的信札并未署年款，从杨仁恺信札年款及内容可知，郑逸梅来函当书于1991年12月14日，时郑逸梅年已九十有七，杨仁恺七十七岁。不到一年后，郑逸梅以九十八岁高龄遽归道山。
郑逸梅少壮时即酷爱信札收藏，其间历经天灾与人祸，物换星移，浮生若梦，接近期颐之年尚有如此的文人清趣，其痴迷可说是至老而弥笃了。韦力在其《著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中谈到郑逸梅以九旬而获赠七十五岁的潘景郑所藏信札，颇有感喟：“二老以此等高龄，尚有如此替前人保留文献之心，其境界当已远超出常人收藏之意，臻入化境，不再受年龄、物我之囿，而历朝换代，烟云散尽之后，老来尚有如此清友翰墨往来，亦令人深羡。”今观郑逸梅与杨仁恺往还信札，也可生同样的感慨吧。
2020年3月21日于京城之西坝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