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钱谷融（1919.9.28-2017.9.28），现当代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谈到钱谷融先生，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所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命题。对此，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一今天看来近乎“常识性”的理论主张，竟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绕不过去的丰碑？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理论创见，也是饱蘸着他坎坷人生经历的生命感悟。
钱谷融曾表示，文学中“人学”的思想并不是他的首创，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过去许多睿智的哲人和伟大的文学家，都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但是，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毅然发声，他的理论勇气，显然赋予了“文学是人学”更多的意义。
《论“文学是人学”》写于1950年代。当时国内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受苏联“工具论”的影响，强调文学人物应该服从于对社会整体现实的描写。但在钱谷融看来，这样使得主人公的形象在作品中被冲淡了，仅仅成为反映现实的工具，反而远离了艺术的初衷。
“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于是，“一向只知道教书，很少写文章”的钱谷融，便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文章，主张文学应该回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但强调“人”并不意味着文学要脱离现实。在他看来，文学“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而如果本末倒置，一个支离破碎的“工具人”反而无法反映现实。
钱谷融还认为，作家不仅仅是现实的旁观者，他应该与这个现实发生一种“痛痒相关、甘苦与共的亲密关系”：“他和他笔下的好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对于那些坏人，则总是带着极大的憎恶与轻蔑，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刻画他们的丑态。作者就用这种他的热烈分明的爱憎，给了他笔下的人物以生命；又通过他的人物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因而，“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如果说，《论“文学是人学”》是钱谷融人学理论的原则阐述，那么写于1950年代后期的《〈雷雨〉人物谈》，便是他将人学理论落实到文学作品评论的具体实践。“当时电视正转播《雷雨》。我一听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味道完全不对，图解、喊口号。我想一定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等了半天没有人写，于是我就自己来写了。”《〈雷雨〉人物谈》后来被视为当代评论家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非常经典的评论文章。钱谷融拒绝给曹禺笔下的人物简单贴上各种 “标签”，而是力图揭示他们个性的复杂性以及艺术上的审美魅力。但文章发表后，就引来争论，甚至招致批判。
“面对批判，钱先生坦率地谈自己对文学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多少年后被作为一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保留了下来。假如当初钱先生真的像那些好心的劝阻者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些妥协，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大概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声望了。假如钱先生跟风转，变来变去，个人境遇可能会得到一点改善，但学者钱谷融大概也就不复存在了。”学生杨扬曾这样说。
《论“文学是人学”》
“文学的本质是诗”，他总是面向艺术与诗意
学生王雪瑛曾以“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作比，来形容她心目中先生的文学人生：“他是一个在人生长旅中思索‘人学’奥秘的智者，一个在文学研究中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他的人生和文学相互影响，构成了他的艺术人生。”的确，在许多学者看来，钱谷融的人学思想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便在于他的理论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融入了他真切的人生体验，是他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这与他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也息息相关。在钱谷融看来，文学的本质是诗，关乎心灵和情感。他曾这样写道：“我一向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一切发自内心深处，直接从肺腑间流泻出来的都是诗，都有诗的意味。不但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戏剧也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兰姆的《伊利亚随笔》、鲁迅的《朝花夕拾》等等都是诗。研究文学绝不可忘记文学的本质是诗。”
而在钱谷融看来，文学的这种诗意美的来源，是“对人的信心”，也就是他一直所呼吁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作家若是没有对人的基本尊重，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打动人。他说，“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他不喜欢20世纪现代主义作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20世纪的作家“更多的是在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用他们的整个心灵在写作，因此他们的作品最打动我们的也往往是偏重在思想上，而不能使我们全身心地激动”，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他们失去了对整个人类的信心，所以更倾向于表达个体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力感。相反，钱谷融特别推崇鲁迅，喜爱鲁迅作品在那看似冷静的皮相之下，所渗透着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对人民的爱、对统治者的恨，这是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能够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在钱谷融那里，思想和情感是文学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反对将文学概念化，反对用文学来说教。他说，真正的艺术作品，绝不能离开它的形象抽出干巴巴的几条筋来，说这就是这篇作品的思想。而人们之所以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首先并不是为了要获取知识，得到教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求得感情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愉快。所以，就像他强调“文学是人学”一样，他也总是把文学的艺术性推到极其重要的位置。“艺术性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决不能离开审美作用或是艺术性而存在，否则，它将丧失文学作品的品格。
这样的文学价值取向也决定了钱谷融独具特色的文字风格，在他的笔下少见一般学者严肃古板的经院气。“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地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他笔下绝少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飘逸的气息。”学生王晓明在为钱谷融论文自选集《艺术·人·真诚》所写的序言中就这样写道。
《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散文译文卷、对话卷、书信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真诚、自由、散淡”，他向往了一辈子的魏晋风度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说到底，艺术的魅力最终还是人的性情的魅力。钱谷融不止一次地援引过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读文章的时候，尤其是读纯文学的东西的时候，最大的兴味是表现在那作品里的作者的性格。”也正因为如此，在所有文体中，他觉得散文最难，因为它是最见性情之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这个“散”字，从人的角度应理解为散淡的“散”：“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
真诚、自由、散淡，这既是钱谷融对散文的要求，也是他所向往的人生境界：“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他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散淡人生》。散淡，也成了钱谷融个性里标志性的符号。
这种人生境界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学时代，早在四五年级时读《三国演义》，他就被诸葛亮不求闻达的高远襟怀、野云孤鹤般的雅人深致所深深打动。以至于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常常带着自豪的感情说自己是“山野散人”。后来，知道诸葛亮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名言，他心目中诸葛亮的形象就更加鲜明高大起来，“这就种下了我此后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
还有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是他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伍叔傥先生。钱谷融眼中的伍先生，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始性而行。因为不肯受拘束，他从不吃包饭，平时一日三餐都上馆子，还常常带着学生一起用餐，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不摆老师的架子，这让钱谷融受益匪浅。每每回忆起自己的老师，他总是不吝赞美之词：“伍先生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受伍先生的影响，钱谷融在大学时代就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大学四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茶馆里度过。“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有时也打桥牌，下象棋。”这样“爱玩”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学生殷国明每周一和周五来陪他下棋，雷打不动。“我懒惰又无能。”晚年的他总这样自嘲。他还说，自己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看东西也漫无目的、全凭兴趣，什么都看。“任何一种书籍，一种知识，在先生看来都有一种‘桥梁’的意味，因为不仅人是相通的，各种知识也是相通的，读书就应该做到通达。”殷国明这样说。
钱谷融教现代文学，但他却坦言自己不喜欢现代文学，而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也特别向往魏晋风度的人生。他藏有好几个版本的《世说新语》，晚年迁居时，他几乎把藏书散尽，却还是留下了一部《世说新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部《世说新语》，一册《陶渊明集》，一杯清茶，此生足矣”。品读了一辈子，他所神往的魏晋风度，“那真率，那洒脱，那光风霁月的襟怀”，自然也成了他性情中的一部分。
1964年长风公园全家福
钱谷融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住在华师大二村时，他每天都要去附近的长风公园散步。公园里那片碧波荡漾的湖水是他最心爱的，他常喜独坐湖边，凝神遐想，心情异常恬适。出去旅游，他也更愿意与天地自然交往。据杨扬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一次他陪钱先生去杭州开会，住在花港观鱼附近。他想陪先生去看章太炎墓，钱先生却说还是到西湖边喝茶吧，西湖的自然美景，真是百看不厌。“这是很多次游西湖中最让我难忘的一次，从中我体会到先生性格中那种不为外物所滞留、与天地共融的魏晋风度。”杨扬说。
散淡的性情也支撑着钱谷融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他说，“我这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但是，饭没得吃就不行。”当年，他在外面受到批判，回到家就带上家人，喊一辆面包车去餐馆吃饭，把上海所有的名餐馆都吃了个遍。哪怕是去小馆子，也一定要西装革履；38年的讲师生涯，旁人替他不平，他自己却很淡然，后来学校同意他破格晋升教授，他还乐呵呵地向周围人“炫耀”，说自己没有做过副教授，是直接从讲师晋升教授。那么多年遭受的不公，他就这样一笑了之。
1990年代在澳门讲学期间留影
“人格比才情更宝贵”，是他教给学生的第一堂课
钱谷融经常说，他几乎一辈子呆在校园，教了一辈子书，是一个教书的人，而且自己是真的喜欢教书，喜欢与学生打交道。他培养的大批学生，如今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因为“钱门弟子”声名远播，当时的现代文学界也有了“北王（瑶）南钱”一说。对于这样的赞誉，钱谷融却自谦是沾了学生的光。他说，“带研究生是来料加工，主要是由于来料好，所以才能出成品”。
对于“来料”的挑选，独具慧眼的钱谷融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招研究生时，除了必要的专业课外，他还要让学生写作文。他说，“从作文里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才情秉赋。要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思想、学识和才情，我认为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他们所写的文章。至于知识我并不太看重，因为知识可以查书去获得。”他出的作文题目也都很宽泛，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自由发挥，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灵气。
钱谷融的教学也是灵动的、自由自在的。他家的客厅和书房就是教室，和学生们聊着天,喝着咖啡，吃着点心,一堂课就开始了。他说自己从来不曾讲起什么正经问题，都是和学生相互启发。有时学生的话比他还多，甚至天马行空、放言无忌，他也会静静地听他们的想法，从来不会冒然打断，更不会强制学生照他的意见办。他欣赏自己的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思想。他也不会给学生指定那些深奥难懂的理论书籍，而是让他们多读、精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因为只有多读好作品，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
也正因为这样，有人将钱谷融的教育理念归结为“无为而治”。他认为，在学术兴趣和专业方向上，应该鼓励学生走自己的路，而自己能够做的，就是“发现、识别学生的天赋，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才情、气质和文学感悟的能力，尽量扬长补短，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创造力”。与钱谷融共事多年的陈子善这样回忆：“钱先生善于因材施教。我的兴趣不在于文学理论的研讨，而是从事文学史料的发掘工作，钱先生没有勉强我，而是鼓励我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陈子善爱猫，也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猫的文章，“那都是写着玩的，先生也会看，还会专门打电话来称赞”。
钱谷融与学生
在杨扬看来，钱先生作为教师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他的“有教无类”。他的学生不仅仅是自己门下的弟子，“对于那些乐于学习、事业上有所追求的学生，先生都抱有好感，从来不做贵贱之分。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做博士生时，钱先生就经常收到学生、朋友寄来的信，有各种帮助的要求，他都亲自回信，有的还要反复往来通信好几次。譬如他与鲁枢元的通信，对一个远在河南的有志于文学研究的青年，钱先生一点都没有架子，而是平易近人、推心置腹地与他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
学问之外，钱谷融对学生最宝贵的馈赠，毫无疑问是他的为人。那是润物无声的日常点滴：或是在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堂课上，他教导学生做人要正直、诚恳，因为“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或是在他和学生往来的通信里，既有学术上的探讨也有家长里短的关心，师生间那亦师亦友的情谊在尺素之间尽现；又或是就在他那标志性的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里，在他那把坎坷人生圆满走到尽头，“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留给学生的笑容里……
就像伍先生之于他，他之于他的学生，他们共同诠释了什么是一种真正的师承，那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品性的陶镕、道德的熏染。“师生是一辈子的关系。”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他的学生们都敬称他为“先生”，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正如王晓明所说，“先生为我们近距离示范了：即便天地局促，人还是可以保持高洁的品性，涵养人之为人的大器之志”。
去世前几个月，99岁的钱谷融在住院期间还坚持参与了央视《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成为最年长的“朗读者”。他深情地朗读了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那让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也感受到了他一生的坚守：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