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
[日]林丈二著 凤气至纯平、许倍榕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小大之辨”是当下史学界红极一时的热议话题。对历史“碎片化”忧心忡忡的一方为“政治史复兴”等“宏大叙事”摇旗呐喊；而另一边，秉承“无碎不通”的执着信念，演绎出一番别致而省思深刻的“小历史”图卷。但不论是“大图景”抑或“小画卷”，评判历史书写质量的公理无疑还是要落在“讲故事”这个史学本性上。
近日，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林丈二的《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一书，从中可以窥见一番从容游走于“小”“大”之间、再现历史常识背后复杂过程的神来笔法。也正是因此，该书超脱了充斥于一般“通俗讲史”字里行间的“庸”与“艳”，而是通过呈现稀松平常的民间细节，带领我们浸润，通透而全息地重识了颇为熟悉的明治维新与日本开化。
历史观察者与“人人皆可作史”的时代
近年公众史学勃兴，以口述史为主要承载的“人人皆可作史”论影响日隆；而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写史”的局部成功，又在传统史家群体的身份认同上烙下了一个巨大且仍在膨胀的问号。
如果说近代史学刺激了职业历史学家脱离“书生”宿命而走向专业重构，那么当前我们所直面的“史笔公开”，毫无疑问也会在模糊职业历史学家边界的同时孕生出一类不以历史为职业却因以之为志业而大有成就者。这批“志业”史学家将为往后历史写作注入他们各自母学科的精神营养，从而在视野、笔法等“器”层面深刻改写史学发展。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与他撼动社会科学界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即是一铁证。
林丈二是一位堪称经典的“志业”史学家。他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后来的工作履历也集中在插画师、策展人，虽与历史多少沾边，但毕竟还是远离“写史”所必须的贯注环境。不过“八小时之外”的林丈二有两项独到嗜好（以此形容并不为过），其一是在“散步”中发觉街头艺术，为此他发起了日本“路上观察者学会”，在公共艺术圈内盛名煊赫。另一癖好与“路上观察”相似又有别。“同”是它也着眼凡间，主张置身体验；“别”体现在“路上观察”对应的是现世，而批量搜集、编排、研读明治时代新闻小说，将报端“俗画”视若珍宝的“怪癖”，则把时间轴拉回到百余年前。
艺术家的“观察”本能赐予林丈二独树一帜的历史修养，两个“观察”癖好练就了他检视明治众生相时的如炬慧眼。虽然他反复谦称自己是“外行人”，但35年如一日的阅报经历使他囤积了多达五万篇的明治图像札记，这何尝不是古人所谓的“拥书自雄”？更何况长久以来对“路上观察”的情有独钟早已使他历练出一双“鹰眼”：普通人读图是在视觉障翳下看热闹，林丈二却能旁征博引，读取图像背后明治时代“和洋交会”的历史真貌。
《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全书谋篇有据，均由一幅新闻小说“绘入”（插图）带出若干物什考证、周边轶闻。新闻小说插画虽有包罗万象的记忆优势，却因囊括芜杂、虚实相间而对利用章法要求颇高。相反于而今形象史学对“图像证史”的痴迷，林丈二另辟蹊径地组织起了一套由图像本身为起点的历史讲述逻辑。通过细腻的局部“凝视”、形象比对，使明治时风跃然纸面，不再停留于职业历史学家惯常讲述的“点到点”文明突变，真正把形象史学落实到了文本史学的同侪地位，不再仅是“注疏”。
所谓“一切科学创造的底色均是观察”，通过林丈二与《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我们可以预想见：未来“写史者开放”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最根本的易动，是要求他们从“记录者”转向“观察者”，由居高临下的史料择选人变身亲历其间的史料体验人。若真能具备一身观察者功夫，不仅“任何人”可以写史，任何平凡之物也可以挖出精彩历史。若此，史学主体身份挑战以及近来论争频频的“（近代）史料富营养”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岂不妙哉？
“小图像”对明治“文明大变局”的缩微与投影
读罢《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咬手帕！”一节令笔者印象尤深。此节缘起一幅摘自《朝浅墙金露玉振》的版画。林丈二交代，此图并非摹画现实生活，而是对某幕戏剧的定格。图中一位着西服的女性口衔手帕，跪姿匍匐，面带难色地轻扯某男子衣袖。林丈二“抠”出了此画中的两项关键细节：女子所穿“巴斯尔风格洋装”以及嘴里叼着的手帕。掩卷时想，林著里这件“洋装”和这块“手帕”实则以“小图像”开启了明治“文明大变局”的又一重阐释：“洋装”案例是明治世变的缩微，而“手帕”往事将“明治开化”投影在更为宽阔的历史帷幕上。
“巴斯尔风格洋装”是明治时代日本女性短暂“西服潮”的产物和标志。通过林丈二的展开介绍，我们得知这种日本贵妇新式着装与鹿鸣馆西装革履的男性“衣服改良”同出一辙，都是因明治时代日本上游社会仰慕泰西新风而快速推广开来的。然而由于礼俗未变，日本妇女着西装总显“爹头娘脚”，加之面料、制衣均价格不菲，此次日本女性“西服潮”来之也快，去之更急。与“巴斯尔风格洋装”流行起因相仿的男款西服却愈行愈远，逐步成长为日本近现代男子的基本装束。由此可以窥见，明治年间的“近代化”绝非一江春水，而好似海滩潮汐，避不开前后差异甚至反复周回。明治时代计有45年，将之嵌入人类历史长河不过短暂一瞬，然而由于斯时日本揖别故旧，脱离东亚秩序轨道转而拥抱欧风，短短数十载见证的“剧变”就足以令读史者目不暇接。更何况如“洋装”案例所示，期间保守与更替往复周折，个中史事繁多、动因交错更是令后来者手足无措。“洋装”素材恰到好处、全面如实地缩微了漫漫“明治开化”路，四两拨千斤地清晰复现了明治日本总体变局。
那块“手帕”在既往近代化叙论所漠视的领域上投下了“开化”之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近代化”图式中，生产生活变革对经济的刺激集中在制造工业，尤其是大型工业部门的崛起。此言不差，但林丈二却发觉：由于日本女性快速接纳了西式手帕，这种装扮需求在国内应声带动起家庭副业性质的手帕加工，很大一批传统家庭妇女因此迅即融入社会生产部门，一改闭塞家门的旧俗。紧承社会经济向度，林丈二又以女性手帕使用为端口，探讨了“审美”在开化前后的断裂与庚续。譬如女性口衔手帕，一方面是日本文化中“第三只手”惯性使然，与此同时又新孕育出了“性感”的隐晦意象。又如女性挥舞手帕送行的场景，也是古日本“振魂”民俗与妇女举止有限解放的无缝合铸。
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缩微”与“投影”，毫无疑义并不是林丈二的专利。但同样手握写史思维的“它山之石”，同样面向头绪万千的近代化转型，《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剖物见史”的成功范式足以为同行效仿。那么，在研究技法改良外，近代东亚“开化”的历史写作又该如何“再出发”呢？
重整近代东亚世界“开化”历史的书写端绪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东亚，历来被治史者引为近代化的经典标本，而东亚近代化又往往因明治日本革新口号而集体得名“开化”。“开化”的“开”是东西融汇的空间状态，是实；而“化”则带有明显的情感痕迹，内里表露着对东亚旧秩序乃至旧世界的全面否定。
然而，恰如韩东育在其《东亚的近代》中所揭示的：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韩三国虽同处“东亚文明圈”，却因外部环境迥异、海内政势悬殊而走向了“转向”与“转换”这两条歧路。不独东亚各国在近代化实践上区分鲜明，一国内部的近代化也无从单凭“开化”而含混齐同。譬如《文明开化来了：明治时代的生活画卷》透过“面桶”（平民食器与乞丐工具）、“衣纹竹”（晾晒器具）等与“开化”线性思维格格不入的庶民家当，将我们从“明治开化”的云端引回切近历史本真的现场：“贫穷家庭文明开化迟迟不来”，可“贫穷又很普遍”。
就此，“开化”论断在东亚近代化研究中是否应当被剔除甚至推翻？其实，大可不必矫枉过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重整东亚世界“开化”的认知起点，来消弭“化”所触发的片面和极端。
一方面，我们需要打破“小”与“大”的界墙，将“开化”纳入“环境”而非事件与要素的近代叙事。早年间史学界的近代考察大多紧盯条约签立、新法推行等事件，稍晚受西语政治、社会学方法刺激又衍生出了基于变革“要素”的历史动力分析（“推-拉”模型等）。但遗憾的是，无论回溯标志性事件还是解析特定“要素”，均极容易将“开化”概念变得空泛、简单——似乎《南京条约》一通商，五个口岸城市应声“开化”，全然淡化了条约前后地方社会转换世界思维的连续过程。假使将上层、骤变之外的历史“环境”（譬如百姓生业、民间生产技术、全球本土化的新饮食等）代入“开化”叙事，则无处不在的渐变、踟蹰与“反常识”同化会很好地提示史学家对“开化”保持中允而非过分乐观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开化”不是某种胜利，而是特定时空部分地选择了有别于传统的增长模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清末民初“政体革新何以拖不动全面转型”是一条经典悖论，学者对此长怀困惑的原因众多，但深透的“开化”曲解不可不谓症结。基于政治嬗替、修约造法而得出的“进步”“开化”无从包容“开化”本意的多样性，由此，“开化”则事事新、处处强的预想很快泡沫破灭。这警醒我们在书写东亚乃至世界近代“开化”问题时务必谨慎对待，切忌将一种增长模式误解乃至想象成增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