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于彼特拉克作品，一位威尼斯画家绘制了反映欧洲灾情的画作
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是以大灾难为题材的。在这些现代文学作品中，自然灾害本身逐渐成为了故事直接的背景，想象中的人的生活和感情都与大灾难造成的后果息息相关。
几年前，笔者受出版社的委托，翻译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玛格丽特·L·金（Margaret.L.King）的重要著作《欧洲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译著已经印了第三版，社会反响良好。金教授在这部贯通古今，横跨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等诸多学科的著作中，探讨和分析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这里，笔者就书中关于欧洲历史上的巨大自然灾害“黑死病”的描述及其相关论述作一介绍，并就大灾难对文学创作的历史性影响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欧洲文艺复兴》[美]玛格丽特·L·金著，李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玛格丽特·L·金在叙述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事件时所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即把这一自然灾害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事件紧密连接在一起。她的叙述可以使今天的读者产生一种跨越时空的联想——
1348年夏天，黑死病降临之时，所有的共和国和公国都遭受了残酷和难以忍受的突然打击。这场灾难改变了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但黑死病只是打断却并没有阻止那场即将以“文艺复兴”的面貌出现并燃起熊熊大火的观念和艺术的运动。
这种传染病由一种特殊的跳蚤所携带，而早先是由一种特别的老鼠携带的。跳蚤把老鼠传给它的疾病又传染给了人类。在瘟疫败血病的形式下，细菌进入血管，几个小时之内就引起死亡；在肺炎的形式下，病菌则栖息在肺部。患病者的飞沫可以使它不断扩散：既不需要跳蚤也不需要老鼠来传播。病魔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夺走人的生命。
在欧洲被叫做“黑死病”的流行性瘟疫起源于亚洲，并在当地引起大量的死亡。1347年，瘟疫被与拜占庭做生意的商船携带到墨西拿、西西里。在克里米亚，携带着瘟疫的跳蚤急速地从商船的绳索间蹦窜到意大利的土地上。灾难跨越了从1347年到1348年的整个冬天，在紧接着的夏天又卷土重来，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人口下降率由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
1348年以后，瘟疫重又袭击每一代新人，但威力薄弱了一些。它夺去了脆弱的老年人的生命；更悲惨的是，还夺去了不少没来得及展示自己、对疾病袭击没有任何免疫力的年轻人。疫病在1361年-1363年、1371年、1373年-1374年、1382年-1383年、1390年、1400年反复复发，而此后暴发的频率逐渐降低。黑死病的周期性发作一直持续到1720年。这年，瘟疫袭击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此后可能由于跳蚤首选的寄生物在竞争中被其他物种排挤掉了，也可能是因为公共健康战略的改进成功阻止了传染，总之，黑死病绝迹了。
▲特雷纳（约1350年）绘《死亡的凯旋》
当1348年黑死病第一次袭来时，意大利人完全无法招架。当时的医学对于疾病的主要治疗方式，就是尿液检查和放血。面对瘟疫没有任何对抗手段。医生通常拒绝对病人进行治疗。一些医生因受高薪的诱惑而同意接受患者，但并没有治愈过任何人。医生认为疾病是由有毒的空气携带的，所以提倡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空气进行过滤或关闭窗户。
城市政府尝试了一些稍微有效的措施来对付瘟疫，尽管他们也没有从理论上理解这种疾病及其传播过程。在不同的城市，官方都设计出一些办法来辨别感染瘟疫的家庭，并宣布检疫、安排撤离、掩埋尸体，有时采用集体埋葬的形式。教会有时也会作出反应：在一些地方，神父有效地帮助病人，倾听忏悔或主持葬礼的弥撒。在另一些地方，神职人员跟市民一样，接济难民或流民。幸存者们的工作就是掩埋死者，正像意大利锡耶纳的一个户主所记录的那样：
在没有神父和神职机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们把家里的死者带往尽可能好的沟渠埋葬，并不为死者敲响丧钟。锡耶纳的很多地方挖了一些大深坑，多数死者就堆在里面……
而我，安格诺罗·德·托拉，外号“胖子”，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五个孩子。有些人是如此之穷，仅仅用泥土来掩埋尸体，以至于野狗把死人刨出来，城里到处都是啃过的尸体。没有人再去埋葬这些尸体，因为没有人想死。死的人是这么多，每个人都认为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了……这是如此的可怖，以至于我，作者，不能再想下去，也不能再说更多的了。
玛格丽特·L·金在描述了黑死病的历史事实以后，将笔触转向了这场灾害对文学的影响——
作家薄伽丘在他《十日谈》第一卷前的导言中，留下了一篇更有名的关于黑死病的文字，记录了他在1348年夏天的亲眼所见。这篇严肃的导言勾画了整部作品的框架。薄伽丘描述了疾病本身和它的毒性，以及死亡和掩埋尸体的情景。最令人震惊的，也许是他关于瘟疫对人类精神腐蚀作用的描述：
一个市民回避着另一个，几乎没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的邻人……这场灾难把恐惧扎进了男男女女的心中，以至于哥哥抛弃了弟弟，伯父抛弃了侄子，姐妹抛弃了弟兄，甚至妻子抛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情，还有更糟糕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不再照顾和关心他们的孩子，就像这些孩子不是自己所生的一样。因此，对于不计其数的生了病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没有任何帮助，除了朋友的怜悯（这些朋友极少）或者仆人的贪财（他们为膨胀的薪水和这个不体面的时代工作，尽管如此，这种人也相当少）。更重要的是……病人根本得不到有能力的救护人员的帮助，在瘟疫的肆虐之下，城里很多人日以继夜地死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而仅仅是道听途说，那根本就让人难以置信！
当时的批评家们并不赞同薄伽丘时髦的见解：在作为著作框架的简介中，薄伽丘把瘟疫的恐怖同文学的自由创作——为艺术而艺术——联系起来了。故事发生在他的十个虚构人物从死亡之城逃离，去寻求一个田园诗般令人愉快的乡间别墅的时刻。而事实上，就像瘟疫对生活中的其他许多方面造成了影响一样，它显然也影响了艺术和文学创作。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M.梅斯指出：在艺术中——这种观点一直是有争议的——乔托时代的创造力巨潮，在瘟疫事件以后让位于一种较为保守而注重秩序的风格，艺术又回到了早先时代的那种讲究等级的创作状态中去了。确实，直到1400年为止，视觉艺术中并没有重要的革新。文学中似乎也有一个中断。彼得拉克和薄伽丘都逃过瘟疫的劫难而幸存下来，并分别继续写作，直到1374年和1375年寿终正寝。然而文学的新生代并没有马上出现。在短暂的中断以后，从14世纪90年代起，文学才又开始了缓慢的发展。
▲《十日谈》插画
玛格丽特·L·金在论述大灾难史实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将外部自然与人的内在灵魂联系起来了，这里的具体表现就是：大灾难催生了文学作品的诞生。由于灾难的缘故，人们必须躲避，以防传染。所以田园诗般令人愉快的乡间别墅就成了不会被诟病的、可接受的文学空间。尽管在序言的背景式介绍以后，薄伽丘不再谈到黑死病，而是让故事沿着自身的逻辑不断发展，但是《十日谈》故事的主题就是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吗？当然不是。其实，与中国语境中以往仅仅谈论的形式——小说构制（如短篇组成的长篇），和内容——对中世纪神学和教会神职人员的讽刺性描摹相比较，我们还是会在小说中发现这种自然力量的间接作用：在大灾害面前，生命显得那么脆弱。既然如此，那就还不如将灵魂的事情、心底的事情放开来谈个痛快——美丽的淑女一旦隐姓埋名（就像薄伽丘运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就可以用自己智慧而大胆的叙说来摆脱时代灾难带给她们的巨大忧愁。黑死病让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无所讳言。
其实，莎士比亚也是如此。他创作于1595年的传世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首赞美青春和爱情的颂歌，是莎士比亚所有剧作中最为彰显爱情和女性美好的作品。剧作家通过运用日光、月光和星光等比喻，讴歌了黑暗势力中爱情力量的强烈、神圣与伟大。作品的男女青年主人公最后都离开了世界，但是读者和观众却有一种异常旺盛的感受：伟大的爱情不死、美丽的生命永恒、死神的魔法只是暂时的！在这里，“死神”仅仅只是如某些评论家和我们大多数教材上所说的，是“封建黑暗势力” 吗？其实，这还是存疑的。比如，有学者在考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著作年代时指出：在写作这部戏剧之前，英国分别发生过比较大的地震（剧本中朱丽叶乳母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和疫病，伦敦的剧院也因此而暂时封闭。在英国历史上，地震和疫病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大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特别是敏感的戏剧艺术家的心理必然会产生剧烈的震撼。于是，对抗死神威胁、渴望永恒爱情的悲剧诞生了。在这个天地大崩裂的时刻，死就是生，消失就是永存。当然，这种艺术的人性化表述自然也就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是：《十日谈》的故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都没有把大灾难作为直接的背景，“灾难”是潜在的因素，灾难是伟大艺术精神主题的内在动力。
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文学作品是以大灾难为题材的。只要浏览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与大灾难有关的小说创作。比如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等等。就通俗文学而言，《日本的沉没》《泰坦尼克号》的创作也曾引起轰动，还被成功改编成电影。与《十日谈》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古典作品不同的是，在这些现代文学作品中，自然灾害本身逐渐成为了故事直接的背景，想象中的人的生活和感情都与大灾难造成的后果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