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布，我的新偶像是医生，不接受反驳。”时下，不少90后、00后发出如此心声。
“白衣战士”引来全民追星，纵然是疫情留下的记忆，但对社会、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说，何尝不是人才培养的新机？！
最近两个月，围绕新医科，上海高校频频落新子，新动作一个接一个，大小学科之间的交叉度亦前所未有。
为城市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城市之一，到底需要怎样的“战斗队”？在上海，随着经济社会生活“重新打开”，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加强公卫人才队伍建设已然迈出新步伐。
构筑公卫人才“预备役”，沪上高校布新局
“一个人发烧，对症治疗即可；一群人因为发烧来就医，就要警觉了，有没有去过同一个地方，接触过什么。”此次疫情之后，就诊时“多问几句”，成了许多医生的“职业病”。专业人士称此为“流行病史调查”，这对传染病防控意义很大，是公卫、疾控人员特有的“思维”，此前却非临床医生的“自觉”。
上海“公共卫生建设20条”明确：到2025年，形成统一高效、响应迅速、科学精准、联防联控、多元参与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平战结合、专业化、复合型、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队伍。
观念之变，人才之变，学科之变，在高等学府里已有最直接的回声。
5月22日，作为全国首家以“健康”命名的医学院，也是沪上最年轻的医学院校，上海健康医学院成立健康与公共卫生学院，明年招收首批学生；次日，华东师范大学宣告成立医学与健康研究院；6月6日，上海大学医工交叉研究院揭牌，成为继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上海理工、上海健康医学院等高校后又一家设有“医字头”的高等学府……
不止于此，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申城顶尖学府，已激起一股医科教改之变。
上海最后一批援鄂医疗队返沪，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黄翠琴护士长见到前来接他们回家的同事时忍不住热泪盈眶
5月26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公共卫生体系“重塑升级”在两会上被高频讨论。在上海，这个呼吁已有现实“落子”：复旦大学发布“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针对本次疫情暴露出的“医防脱节”等问题，提出以大公共卫生学科群发展为新着力点，走出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公众健康教育等新步伐。
此前的5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宣告合作成立“全健康研究中心”，以行动回应这场全球疫情带给医学界的新命题——构建一个贯通“人类-动物-环境”健康的整体研究视角，解决日益复杂艰巨的全球健康问题。
“一场新冠疫情令人们对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医学提出了新要求。全球顶尖医学院校如果都只研究人的疾病、人的健康，这显然还不够。”一批中外专家在“全健康研究中心”成立论坛上达成如此共识。
顶尖学府纷纷布局新医科、构筑学科新体系——说到底，都是在为升级重塑进程中的公共卫生体系构建人才“预备役”。
战“疫”人才储备建设是“头等大事”
在无情的疫情面前，医卫人才走进大众视野。一批批重症医学、感染学、急诊、疾控等学科的医卫人员冲到一线，开启职业的“高光时刻”。
哪怕是像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这样的“硬核网红医生”，对自己与学科也有无比清醒的认识。谈及“疫情结束后最想做什么”时，他说，我会非常“silently（安静地）”走开，“再到华山医院时，就会发现我躲在角落里看书”。
业内皆知感染科“不赚钱”，张文宏这样说，“丝毫不酸”。他曾这样作比：“感染病科医生就像手握红缨枪的孩子，村口来了敌人，就马上报告”。而张文宏的老师、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更是形容感染科犹如绿皮火车，“高铁越来越发达了，但绿皮火车依旧存在，因为总有一些边缘地带需要有人守着。”
谈到这一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同样很感慨。近年来，医学界出现了“小学科”不受重视的“大问题”，而这些“小学科”，很多就是新冠疫情期间的“顶梁柱学科”，比如公共卫生学科、病理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等。这些学科长期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效益产出有限，即所谓“不挣钱的学科”。
如今，一方面，高校纷纷提出“加强版”人才建设计划，解决了“源头”问题，另一方面，人才还需“好未来”，不然难以“留得住”。上海“公共卫生建设20条”已明确，要加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人事薪酬保障力度，逐步缩小公共卫生机构与公立医院之间的薪酬差距。
“长期以来，公卫人员的收入与临床医务人员是有差距的，公卫是做疾病预防的，做得越好，可能‘经济效益’就越差，但这份工作的社会效益，通过这次疫情大家都看到了——防线有一点点窟窿，社会都可能停摆。”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的看法是，应采取一些有效的举措，缩小公卫人才与临床人员的薪酬“剪刀差”，并同时形成医疗卫生机构高层次人才薪酬倾斜的政策配套，包括培养、职称晋升等。
医工、医文、医理“交叉融合”，医卫人才培养新起点
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如果疫情与整个人群长期共存，公卫人员（包括疾控）与临床医生的关系势必更加紧密，两类人在思维方式上亦应有“交叉”。比如，医生有一点流行病学思维，可能更早捕捉到疫情群体暴发的“苗子”。
透视这一轮申城高等学府围绕新医科的布局，从某种程度上，都体现着高校对疫情下公共卫生体系与学科之变的最新思考。
在复旦大学，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卫生、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计算机科学、人文社会等相关学科携手发力，在公众预警、临床救治、决策咨询、防控服务体系建设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而很明显的一点是，复旦新近公布的“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有将这些战“疫”经验固化的打算。比如，持续推进公共卫生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在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应急管理、城市和全球卫生治理、心理与精神卫生等一些新的学科方向和跨学科人才培养上开启新探索。
不久前，张文宏也在个人微博上透露，正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胡建强教授团队进行新发传染病预测和防控模型讨论，期待和胡教授团队一起开展多学科合作模式下的中国新发传染病疫情预测及决策模型研究。
在业内看来，用算法“预测”模型，在重塑升级版传染病防控体系下，这将不算罕见事。疫情正在催生更大程度的医工、医文、医理“交叉融合”，也将释放更多的健康外延产业与就业新机。
上海“最早逆行者”、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医生回到科室
没有一次危机应该被浪费。随着“尊医重卫”日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新风尚，重视并重塑医卫人才队伍建设也必然成为时代之需，更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