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篆书《安西颂》拓片
大约八九年前，友人偶然告知在苏城新发现一块吴大澂的碑刻，后以照片见示。细看才知，是同治十一年（1872）汪鸣銮丁忧在家时，为翁荣义（号亦泉，翁绶琪父）所撰《翁氏家祠碑记》，由吴大澂隶书书丹，遂误会是吴大澂撰文。两年前，翁瑞午的孙女来苏，恰有一面之缘，据云为出售修葺竣工的老宅而自大洋彼岸来，谈及当年其父翁诚光修理房屋时，于地下意外掘得石碑一块，竟然就是那块翁氏家祠碑。金发碧眼的她不通中文，对高祖翁亦泉与年轻的吴大澂一起在苏州办赈的那段往事自然也就一无所知，望着她一去不回的背影，剩下的唯有叹息。
顷上海卢康华兄寄赠新编的《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录清末、民国碑刻拓本五种，其中第二种是吴大澂撰并书的《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内容上与《翁氏祠堂碑记》提及翁氏创立义庄之事有共通处。而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吴大澂的篆书都比隶书要有名。据《黄氏义庄记》影印前言所述，吴湖帆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夏去常熟访黄公望墓的游记中提到过它。而早在八年前（1935）出版的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光绪十七年（1891）下，就已据拓本著录，只是没有抄录此《记》全文。目前我们所见吴大澂的著作中，只有诗词部分有清末刻本《愙斋先生诗钞》、民国吴湖帆编《愙斋诗存》两种，尽管有遗漏、缺字之憾，但总比文章没能正式结集要好。顾廷龙在编纂《年谱》期间，曾有意编辑《愙斋文存》，但很遗憾最终未能成事。随着吴湖帆、顾廷龙诸先生的离世，原有的很多线索和资料也都散失了。
吴大澂一生中，除了八股文、奏稿电报、题跋、书札之外，还写过不少碑记，可惜原石多半毁失，拓本亦不易寻觅。从他生前的记述看，吴大澂将自己的书法摹刻上石的热情，应该不比访拓古代石刻低。同治八年（1869）暮春，他与兄长吴大根、友人顾曰栋游杭州，曾有篆书数行题记留于灵隐。光绪元年（1875），应左宗棠之嘱作《安西颂》，吴大澂以篆书写成，寄交左氏刻成四石，今石归甘肃省博物馆。此后，他出关帮办边务，外出巡视途中，不时于树石、墙壁上留题，亦有为之刻石者。五岳之中，华山、泰山上至今仍留有吴大澂的题刻。尤其是泰山，他曾自己出资让拓工黄文升将其所题摹勒在崖壁山石之间，如中天门的金文“虎”字，三官庙附近的杜甫《望岳》诗、《汉镜铭》、《摹琅琊刻石》以及五松亭畔的“秦松”二字，书写时间为光绪十二年（1886），正式刻石已到次年。当年勒石留名的代价不小，他却并不吝惜。据浙江图书馆藏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十五日吴大澂致张曜书札中提及：
去腊登岱顶时，适有拓工黄文升导游，请题名以纪鸿爪。因与议定刻资，先给银五十一两，途中匆促，不及工书。兹特写齐寄上，乞转交泰安令吴惺初同年代付黄文升，属其从容刻之。
湖南巡抚任内，是吴大澂书写碑记付之刻石的高峰期。民国间，苏州振新书社曾向吴湖帆借取底本，付之石印，名目见于《振新书社石印书籍目录》。计篆书有《白鹤泉铭》（光绪十八年）、《周真人庙碑》、《李公庙碑》、《陶公庙碑》（均光绪廿一年），楷书有《李仙女庙碑》、《李仙女庙碑（墨迹）》（光绪廿一年），以上五种皆书于湘中，大半为求雨而作。按《李仙女庙碑》既分成拓本、墨迹两种，可知前面三种底本应是拓本。加上之前的隶书《三关口凿道记》（光绪元年，石在宁夏固原博物馆）、篆书《铜柱铭》（光绪十二年）和《篆文孝经》（石在河南商丘博物馆）、《篆文论语》、《说文部首》等，多达十种，可见吴大澂书法在民国间的流行。现今十种之中，仍有数种不断被翻印，足证其深受大众欢迎，长销不衰。顾廷龙之编著《吴愙斋先生年谱》，亦与他幼年习书时用吴大澂书法字帖为范本有关。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的影印问世，为临习吴大澂篆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此碑书写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早于湖南巡抚任内的那几种，这一年吴大澂五十七岁，因前一年正月母亲去世丁忧在家。闲暇时寄兴书画，其篆书书风也渐趋定型，最直接的旁证是吴大澂三兄弟合作完成的母亲韩太夫人墓志——《清故诰封一品太夫人韩太夫人墓志铭》（下图），由吴大根撰文、吴大澂书丹、吴大衡篆盖（《吴愙斋先生年谱》以此志文为吴大澂所撰，非是）。志文由吴大澂以篆书书写，时在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距《大义桥黄氏义庄记》约十个月左右，两相比照，可见两者书风相近，较湖南五种稍为瘦硬而已。
须注意者，此《记》并非常熟黄浩（秋涛）后人直接向吴大澂求取，而是托同乡赵宗德（藏书家赵宗建之兄）居中介绍方得。吴大澂与常熟旧山楼赵氏、虚廓园曾氏关系密切，新发现的吴大澂同治四年（1865）两个月日记手稿中，就有他赴常熟，借住赵家、游虞山的记录。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下旬，吴大澂曾游虞山，借住在曾氏虚廓园中，时作文酒之会，一直到六月末才回苏城。而今曾园中尚存其题诗刻石，大部分已辑入《愙斋诗存》。兹据拓本校对，发现尚有遗漏者，可作补充。单从时间上看，《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很可能是吴大澂在常熟期间撰写并书丹的。《记》文引经据典，一板一眼，颇为周全，但仍不免让人将之视为应酬文字，其实不然。吴大澂对黄秋涛创立义庄，经历太平天国运动，义庄被毁，其子黄嘉宾、黄嘉贤兄弟克承父志，努力恢复旧制，颇为赞许。他之所以会如此认同，一方面是服膺于吴中先贤范仲淹创设义庄的主张，一方面也是对自我价值观的体认。作为吴中绅士，振兴家族，周赡族人，培植子弟，皆以建立义庄为第一要务，故早在光绪五年（1879），吴大澂便与兄长吴大根商议，倡立义庄，“买田七百亩，计银一万四千余两。族叔祖纪兰公助田三百亩。议立条规，以本年所收租息，分给族中孤寡及婚嫁丧葬之费”。由此可见，因他本人身体力行，深知个中甘苦，才会不惜笔墨，为素不相识的黄氏后人撰写长篇碑记。于是再读《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不免让人觉得他意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