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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科技大学的谢忠和蔡文馨撰文《毛泽东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阐述了作为中方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仅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原文约7400字，现摘编其中约3000字。
1950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正式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建交后，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扩张主义边界政策，中印边界争端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
立足于和：确立“不能有两个重点”、“不能把友人当敌人”的国策
印度趁我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从1951年2月开始向麦克马洪线大举推进，到1953年完全侵占了该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解决边界问题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中印边界问题)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权宜办法。
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关系进入了“印地——秦尼帕依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却包藏祸心。1954年6月，印度借口所谓“分水岭”原则，在中段侵占中国达巴宗所属的乌热，制造了中印边境的第一次紧张对峙。由于中方的克制，这次对峙没有发展为武装冲突。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视印度为“朋友”，并推心置腹地向它“交底”。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上加写了一段话：“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由于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忍让，中印边界自建交后维持了近10年的和平。
应对冲突：提议“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
1959年8月25日、10月21日，印度先后在东段的朗久村、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11月3日晚，毛泽东在听完中印边界冲突情况汇报后，建议双方武装人员各退若干公里，形成一个“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的“无枪地带”，以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对于上述提议，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中印的关系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上述提议获得通过。11月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尽管印方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在实际控制线的自己一侧停止了巡逻。中国军方的《西南地区边防守则》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由于中国方面的极大克制与忍让，中印边境局势在1960年至1961年期间有所缓和。
反对蚕食：提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方针
6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内忧外困的严峻局面。尼赫鲁错误地认为，这正是印度实现其领土要求的有利时机。因此，印度从1962年初开始，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向中国境内进逼。至同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一直由中国管辖和控制的地区设立了43个据点，在东段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24个新哨所，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新哨所。其中，有些据点竟然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这样，中印军队在边境形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对峙的严重态势。
7月5日，印军入侵由印度进入我国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门户——加勒万河谷地区。11日，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指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八个字。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在印度蚕食我国领土但尚未发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提出的，其核心是“绝不退让”、“武装共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策略思想。
决定反击：“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
当中印双方在边界紧张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努力。然而，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除了虚张声势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因此，从1962年8月开始，印军的挑衅和入侵活动更加频繁而猖獗。
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决定准备进行自卫反击。10月17日，印军2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发动大规模进攻。当天，毛泽东立即召集并主持会议，果断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央军委随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反击。
当时，我国刚刚走出3年困难时期，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但是，通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西线全部肃清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全线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中国一侧距边界20公里处，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彻底胜利。
停火后撤：让世人看清“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
11月18日，由于印度军队的迅速溃败，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不得不声称：印度一向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日，毛泽东从《参考资料》上看到这一消息，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 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毛泽东表示：“我们这次主动采取的措施，将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此后，中方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军官兵，归还了所有缴获的印军武器和物资。
正如香港《明报》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取得重大胜利之际，“突然停火退兵，要求和谈。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一方面，它不仅巧妙地化解了中印边境战争继续升级的危机，而且使我国掌握了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主动权。英国《泰晤士报》21日的评论认为：“中国方面的行动使得印度政府处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日本广播协会电台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对尼赫鲁是个很大的考验”。另一方面，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支持。锡兰《前进》周刊23日的一篇评论指出：“这是建设性的和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这同中国为了使边境战斗和边界冲突得到和平解决而作出的许多努力是完全一样的”；“这不仅证明中国真诚希望和平解决争端，而且还把反动派散布的所谓中国肆意侵略印度的谰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日本《朝日新闻》22日的社论说：“中国这样做是好的。如果印度继续战斗，就没有道理了。”与此同时，一些向来偏袒印度的西欧国家报纸也对我国政府声明感到吃惊和宽慰。英国《每日电讯报》21日的社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令人感到“莫大宽慰”，“消息似乎太好了，恐怕不是真的。”就连印度《政治家报》，在诋毁我国声明是“用和平威胁印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于在世界上来这一手的方式却禁不住内心暗暗钦佩。”
对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泽东自己也深感满意，认为“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