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兴趣，乃是青少年人往往难免的爱好，但朱偰的这段陈述显然饶有意味，爱之却绝不以之为专业，因为他认为艺术是要靠天资的，随心所欲即可也，这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见地。】
作为一代学人，朱偰先生是不应该被学术史遗忘的。作为南京古迹保护者的朱偰，早已为世人所知悉，但我在此想谈论的，是作为留德学人的朱偰。
朱偰是朱希祖之子，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自然是学养深厚，但朱偰却又有所不同，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承袭了家世固有的国学修养之外，又西向求学，负笈德意志。更有意思的是，朱偰的本色当行，竟然是经济学，具体来说是财政，他自己曾谈及为何选择此一专业：
余在国内大学，所习本为政治，既入柏林大学，以德国政治经济，并称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en），而经济财政，尤以德国最为发达：社会主义之经济学说，以全体人民为依归之福利政策，以及伦理观点之财政学说，皆以德国为其发源地。故决定改学经济，专治财政。于时柏林大学，讲财政学者Herkner及Bernhard，讲经济学及经济史者有Sombart，讲景气学者有Wagemann，讲统计学者有Bortkiewicz，并一时名师，余皆选习其课，而尤私淑Herkner及Sombart二师。以其治学方法谨严，搜罗宏博，有德国历史学派遗风，实与余之个性相近焉。
如此可以见出，朱偰之选修经济，所师从者尽皆德国学术大家，包括桑巴特、海克纳、瓦格曼等人都是一时之选，这也就难怪他底蕴深厚，在归国之后毅然自立，主掌中央大学经济系，成为经济学的翘楚人物。然而，如果以为朱偰只是满足于专业内的孜孜求学那就错了，那代人的眼光和兴趣都甚为广博，具有大理想的学术抱负。
譬如朱偰就谈及对于大学的认知：
虽然，大学之所以称University（直译包罗万象），以其研究所及，无所不包；况柏林大学继Fichte及Hegel学风，沉思冥搜，好谈哲理，而当时主讲哲学者，如Spranger及Dessoir，又皆一时之选。故余亦间习哲学，选听各课。此外当时历史讲座，亦多名宿，则更从Onken习近代史，从Hartung习中古史，俾对于欧洲近代文化之源流，得深入之认识也。
显然，作为世界学术场域中心的德国大学给了朱偰以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无论是学术史上的费希特、黑格尔等大哲，还是现实中的斯普朗格、德索等大家，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能沐浴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和语境之中，这不得不说是那代留德学人的大幸运。当然，对于学人个体的发展来说，生性（habitus）本身无疑也很重要，按照朱偰的说法：
惟余之个性，本近文艺，对于西洋文学，宿具爱好，所以未改学文学者，因一向认为艺术方面，以天才为第一、非强学所可几及。德国大诗人中，如史勒（Schiller）本习医学，海涅（Heine）本习法律；而盖世知名之诗圣歌德，又何尝专治文学？故不计及此，惟于课余之暇，从事文学素养；兼以时出游，领略西欧艺术。
这种文艺兴趣，乃是青少年人往往难免的爱好，但朱偰的这段陈述显然饶有意味，爱之却绝不以之为专业，因为他认为艺术是要靠天资的，随心所欲即可也，这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见地，他所列举的德国文学史上的伟人巨子如歌德、席勒、海涅等皆转行而来，放之中国亦然，鲁迅、郭沫若不都是学医的？不过话说回来，也正是这种广博的知识兴趣，反之又大大促进了他的文学艺术细胞。而让人尤其感到羡慕的，是朱偰的德语文学修养，居然也是那么的出类拔萃，因为他自己爱好本来就是文艺，尤其对德国文学倾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偰显然对德国文学情有独钟，是一个不亚于专业水准的“超级发烧友”，其北大同学曾追忆过他对德国语言和文学的热爱：
受他父亲影响，伯商中学时代（按：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就迷上德文诗歌，海涅的loreley曾让他感叹不已，从此对这个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枯燥艰深的德语在他看来格外优美。后来他在德国遇到他的情缘，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安排，这是后话。在德语作家里他尤其喜爱施托姆，那时施托姆的翻译小说也很流行。那有着诗一般清瘦抒缓的故事，诉说着惘然若失的淡淡悲伤与失落，在我们年轻的心坎上击打出共鸣，也许与大家庭的情爱有太多的相似吧。
这里有几点值得提及，一是家世影响。朱希祖是留日背景，自然不乏在日本接受德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其次可能是通过蔡元培的间接影响，蔡元培曾师从德国文化史家兰普莱西特，且他在北大改革就借鉴了德国洪堡大学的理念。二是其时北京的中学德文教育值得关注，像北京四中对冯至、朱偰这一批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德语和德系知识的入门教育。三是朱偰与施托姆的因缘，这种和某个专门的德语作家结缘的现象是翻译史上特别值得关注的，确实朱偰不仅翻译了《茵梦湖》，而且还翻译了施托姆的诗集《燕语》，据他的同学回忆：
至今留在我手边，有一册施托姆《漪溟湖》，开明二岛店的漂亮小开本，这应该是伯商最早的书。原书当时已有郭沫若的译本，伯商很喜欢，说它“文句颇流丽，意味也深长，可说是译品中不可多得的文章”。但郭译是杂志上的急就章，字句不免错漏，让伯商不大满足，干脆就趁这个时机自己动手来译。伯商曾开玩笑说翻译好象感情，容不得半点纰漏，让我印象很深。这其实是他的秉性，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我不懂德语，对翻译自然没有发言权，只好笑话他：“哪有谁恋爱会斟字酌句这么叫真儿。”后来他还选译了施托姆的诗，同样由开明出了一本小书《燕语》。
可见在中国德语文学翻译史上，朱偰自有其地位，就施托姆汉译而言，他可以说是颇有贡献的，为《燕语》作颇长的序言，称施托姆为“德国短篇小说之始祖，十九世纪欧洲文坛之巨擘”，说“施氏一生不作长篇小说（Roman），不作戏剧（Drama），氏只作诗（Gedicht）与短篇小说（Novelle）。氏称短篇小说为‘散文诗最绵密的形式’（die strengste Form der Prosadichtung）；为‘戏剧之姊妹’（die Schwester des Dramas）；他要求‘最严谨的结构，排除一切不需要的成分’（die geschlossenste Form und die Ausscheidung alles Unwesentlichen）”。这段叙述，以及德语原文的明确标出，可以看出朱偰的严谨和认真。所以他敢于挑战郭沫若，直接逐条指出郭译不足并批评之。对这一点，茅盾曾说过：“郭译《茵梦湖》也有错误，朱偰的《漪溟湖》（这是原书的第三种从德文译出的译本）逐条指出错译十多处。可惜创造社诸公丈八灯台只照见了别人。”在这里，朱偰的译文被茅盾用来作为批评郭沫若的利器，确实可见其德文修养之不凡也。
总结下来，朱偰至少在五个方面都有所贡献，有些方面甚为杰出，其一是教育史上的师长风范，他在本专业的出色当行是经济财政，曾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对培养学生、组织师资、构建专业，都做出了很骄人的成绩；其二是文学史上的别出手眼，在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各个门类内都有所尝试，有所成就。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还有戏剧作品《郑成功》；其三是翻译史上的有所贡献，虽然只小试牛刀地在青年时代翻译了施托姆的两部著作，但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其四是学术史上的发凡起例，在那个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还基本处于创立不久，一切都待开天辟地的时候，他对南京、北平的城市研究确实有发凡起例之功，《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北京的宫阙图说》等留存了大量一手资料，而《杜少陵评传》更具有以德国范式开山的作用；其五是政治史上的勇于入局，他敢于任事，在抗战时代曾出任过民国政府的官员（曾参与越南受降），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担任过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务，虽非高官，但也体现出一个知识人的责任承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能崭露头角都已非常不易，更何况在诸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浓重印迹。
朱偰最了不起的，是其横溢而出的天赋才华，提笔即成文章，而且兴趣广泛，无所不涉，都能成一家之言。他是中国现代学者里最早撰作学术性的杜甫传的，《杜少陵评传》至今看去，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他表彰杜甫：
少陵先生，我国之民族诗人也。所谓民族诗人者，其诗歌足以表现民族共同之理想，共同之愿望，共同之想像，共同之情感，共同之生活。杜诗之大，无所不包。上自忠君爱国，忧伤黎元；下至悲欢离合，饯送投赠，从国家大事以至个人日常生活，皆可反映我国民族之思想及动作。数千年诗人中，求其能代表民族者，盖无出其右。惟我国对于民族诗人，向少表彰。考世界文化民族，每多以其最伟大之诗人，为民族精神之所寄托，如德国之于哥德（Goethe），意国之于但丁（Dante），英国之于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皆其显例。每逢其民族诗人之百年祭或二百年祭，往往典礼隆重，举国欢腾。作者尝于1932年3月22日，在柏林参加哥德之百年祭，朝野兴奋，上下若狂。即后起之民族，亦莫不培养其民族诗人，如苏俄之于高尔基（Gorki），美国之于路易（Sinclair Lewis），提倡宣扬，不遗余力。而此辈民族诗人，传记评论，往往不下数十种。反观我国之民族诗人，政府不加宣扬，学者不加表彰，寥寂荒凉，一至于斯！为尊崇我国民族诗人计，尤不可不有所表示。
应该说，朱偰站在比较文学史的立场上，以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体为框架，重评杜甫的文化史意义，确实是很见其立意之高的。这种对于民族诗人的推崇，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重构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尝试，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绝不仅在于梳理史实、理解文本，更有其标定青史、为后来者示范的重要功用。作者回忆留德时代参加歌德百年祭日的情景，很能反映出伟大诗人在民族精神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他对杜甫的表彰，其意义更在于能标定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为中华民族精神立轨辙。对于这部《杜少陵评传》的精神史价值，我们显然是大大低估了，远远不能体会先贤确立标本时的苦心孤诣。或许，这正是朱偰精神孤独之处，他的眼光和见地都太超前于那个时代，诚如一生飘零坎坷的尼采所言：“我的时代尚未来到，有的人死后方生。”又或许是席勒在《唐·卡洛斯》里塑造的波沙侯爵，他说：“对于这个世纪来说，我的理想过于早熟。我只能做，未来时代的公民臣属。”（Das Jahrhundert / Ist meinem Ideal nicht reif. Ich lebe / Ein Bürger derer， welche kommen werden.）然而，中国确实需要这样的民族诗人，这样一种对于伟大诗人的文学史和精神史标立，其意义甚大，因为其作品表现的是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理想、情感和生活，价值之高，不言而喻。以一位专业为经济学甚至财政学的社会科学学者而能发覆如此重大的人文和精神命题，朱偰的特立独行自然也就不难想见，而其别出手眼的大贡献也就很难为世人所接受。
不由想起来苏曼殊的那首诗：“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朱偰的身影，多少有些仿佛那“行云流水一孤僧”的形象。当然，他其实有很多好朋友，留德时代结下的友谊更是弥足珍贵，他曾有诗记录彼此间的交游[《秋夜述怀寄昆明姚教授从吾滕校长若渠冯教授至白沙蒋馆长慰堂北碚梁教授宗岱三十三韵》（1939年11月）]，并回忆说：“后余归柏林，相交益厚，时常相过从者，有海宁蒋慰堂、襄城姚从吾、湖南李石岑、河北冯君培、长沙徐梵澄以及南海梁宗岱、山东刘衍淮等。皆一时知名之士。每逢星期假日，辄聚会于柏林西郊森林湖畔余之寓庐，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真有‘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之感。”（《滕若渠》）这里展现的，是一幅何其生动而盎然的群贤谈话图啊，又是一种何等令人向往的跨文化交流图景。
朱偰因家学渊源，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好，其旧体诗创作尤佳，譬如曾与其父朱希祖共同创作过一首《万里长城歌》：
君不见，长城万里气吞胡，秦皇汉武逞雄图。但使长城名不灭，大汉天声终不绝。横大漠，凌海隅，天马西来大宛诛，乐浪为郡匈奴墟。只今辽海头，黑水澌急流，荒城照落日，白骨无人收。胡马南来牧，饮马黄河曲。长城不能限马足，黄河难洗燕云辱。朱旗殷北斗，齐向长城口，高唱出塞歌，痛饮黄龙酒。曾见秦时月，曾见汉时关，曾见上将宣威鸡鹿塞，曾见前军踏破贺兰山。大汉之魂归乎来，万里长城安在哉！大汉之魂归乎来，万里长城安在哉！
这首诗确实写得好，有古风之意蕴，且朗朗上口，所以很得到重视，曾在电台里配乐播送，对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起到很大作用。我想，在朱偰的心目中，那“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英雄和书写诗史的诗圣杜甫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都是这个伟大民族所需要的伟大民族精神。而经由留德学人朱偰“德国化”阐释之后的杜甫意义，其实是值得深思细考的一种文化史和精神史现象，因为它关系到全球化时代现代性应对的古典重释的重要命题，而朱偰早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封面图片】原定今年6月底在英国V&A博物馆开幕的爱丽丝年度展现已推迟。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形象，都是由约翰·坦尼尔爵士（1820—1914）创作的。今年也是坦尼尔诞辰200年。图为1930年C.F.A.沃伊齐根据坦尼尔的插画设计的织物纹样，现藏V&A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