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范纯粹编订《范文正公集》时，《与唐处士书》选择了一个明显不够优胜的版本呢？】
在中国音乐史尤其是古琴史上，范仲淹（989—1052）《与唐处士书》因为记载和阐述了古琴业师崔遵度（954—1020）“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思想，堪称重要文献。大多数读者读到此文，当然是从自北宋《范文正公集》以来的各种范氏文集中，而关心古琴的读者则往往见之于朱长文（1039—1098）《琴史》卷五《范文正公》一则。《琴史》所引并非全文，截去了头尾套语三十馀字，主体尽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与通行的范氏文集字句多有出入。古人引书，常撮述大意，或全凭记忆，每有衍脱错讹，未必都值得重视，亦未必足为校勘文本的依据。《琴史》引文是否属于这种情况，首先当然要经过比勘。
《琴史》本身也存在版本校勘的问题，通行本则为康熙时期的曹寅刻本。汪孟舒先生（1887—1969）以曹刻本为底本，参以诸本，精心校讎，撰为《乐圃琴史校》（中国音乐研究所，1959年5月），允称佳善，以下即引其校订文本（“熏”字，汪校“他本通作‘薰’”而未改本文，此处径改）：
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其为道大矣乎！暴秦之后，礼乐失叙，吁嗟乎，琴散已久。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皇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宫故谕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于斯，乐于斯，垂五十年，清净平和，性与琴会，著《琴笺》，而自然之义在矣。尝游于门下，一日请曰：“琴何为是？”公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某拜而退，思而释之曰：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欤！一日，又请曰：“今之能琴，谁可与先生和者？”曰：“唐处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属远仕乎千里，未获所存。今复选于上京。崔公既没，琴不在于君子乎？君将怀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尧舜之音，游羲皇之域，其赐也，岂不大哉？又先生之琴传，传而无穷，上圣之风存，存乎盛时，其旨也，岂不远哉？诚不敢助《南薰》之诗，以为天下富寿，庶几宣三乐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
明内府写本《永乐琴书集成》卷十六《范文正公》全抄《琴史》，有异文四处，除一处显为形讹，另三处一为“暴”“秦”二字互乙，一为“吁”作“于”，一为“今之”作“今日”，其馀完全相同。这三处异文，均未见之于他本，大概是传抄误差。总之，仍可佐证《琴史》文本的准确性。
范氏文集现存之本，以范仲淹四子范纯粹刊本《范文正公集》为最早。《与唐处士书》一文，今之《全宋文》及主要范氏文集的基本依据即《范文正公集》。即以《范文正公集》与《琴史》引文对勘：
以上异文，有一些属于两可者，但也有一些值得分析。“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显然要比“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义长。“其为道大矣乎”有承前文语气，优于“琴之道大乎哉”。“礼乐失叙”的“叙”，较之“驭”更为准确；“叙”“驭”形近而讹。以“清净平和”誉崔公，似较“清静平和”为佳；“净”“静”音近而误。“尝游于门下”前若有“某”字，后不久又有“某拜而退”，不免重复，当去其一。范仲淹当然记得《礼记·中庸》载孔子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那么“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从“君子”导入“中和之道”非但多馀，也冲淡了“不躁不佞”的论述重点，没有“然后君子”四字更好。“君将怜其意”，其者，崔公也，崔公推崇唐处士（异），范仲淹当然是期待唐处士“怀”之，而非“怜”之；“怀”字草书，有类“怜”字者。范仲淹意在学琴，故云“先生之琴传，传而无穷”；“生”“王”形讹。“上圣之风存，存乎盛时”正与前句“先生之琴传，传而无穷”成互文，“上圣之风存乎盛时”大约是“存”字下面漏了一个重文号。“天下富寿”诸本皆同，唯《范文正公集》无“富”字。十九处异文中，有十处明显以《琴史》胜出，且多为较为要紧处，尤其是最后一例有版本堪为佐证，完全应当引起重视。
此外，《永乐琴书集成》卷十六亦引《范文正公文集》（目录如此，即《范文正公集》，正文作《范文正公与唐处士书》），衍脱错讹不少，也有不少与北宋本相同之处，但“天下之和”“清净平和”“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欤”“属远仕乎千里”“羲皇”“先生之琴传”“上圣之风存，存乎盛时”“岂不远哉”“天下富寿”则全同于《琴史》所引，就断非巧合可以解释了，疑出别本。学者们曾用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引文校订《范文正公集》，《琴史》引《与唐处士书》的准确性，至少可以等而观之。然而，至今未见学者用《琴史》来校勘《与唐处士书》。
考察《范文正公集》与《琴史》的成书年代，也会有进一步发现。朱长文《琴史序》作于元丰七年（1084）正月，此时《琴史》已完成。而范纯粹编竣《范文正公集》在熙宁十年（1077），苏轼序作于元祐四年（1089），虽然很可能在苏轼作序之前已经刊行过一次，但“从现在版本的避讳线索以及对苏轼作序时间原因的推测，可知范纯粹编辑的《范文正公集》当初刊于宋哲宗时期”（王瑞来《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第171页）。换言之，《范文正公集》面世，再早也早不过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必在《琴史》写完之后。因此，《琴史》所引《与唐处士书》的出处，一定比《范文正公集》更早。
排除特殊原因，私人书简只有作者本人才可能修改，《与唐处士书》的文本差异，也应该同出范仲淹之手。收录在《范文正公集》中的，更像是范仲淹自留的底稿；《琴史》引文，则可能是寄给唐异的正式文本。南宋陈振孙（1179—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著录《范文正公尺牍》五卷，为“其家所传，在正集之外”，可见范氏后裔的确存有范仲淹的大量书简。除了家书，这些书简不排除有征集自亲友的原件，但多数只可能是范仲淹的底稿；《范文正公集》卷九、十的十篇“书”，其来源不外乎此。那么，《琴史》引文从何而来？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范文正公集》之前，曾有一部很可能是范仲淹自己编定刊行的八卷本别集《丹阳编》（或作《丹阳集》），约在南宋晚期不传于世。之所以以“丹阳”（润州）名集，学者推测“范仲淹将知润州时所作的诗文以及有关诗文，自编为一集”（《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第170页）。但范仲淹于宝元元年（1038）知润州，不足十一月而改知越州，其间就算著诗文再夥，加上“有关诗文”编成集子，竟能达八卷之多，抵得上《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十分之四的篇幅，似不大可能。考虑到宝元元年范仲淹恰逢知天命之年，大致可以断定，《丹阳编》是他在润州任上编定的自选集，包括了他五十岁之前的诗文菁华，有一定的总结性质。天圣四年（1026）五月，范仲淹在为唐处士写的《唐异诗序》中说：“高平范仲淹师其弦歌，尝贻之书曰：‘崔公既没，琴不在兹乎！’”自引书语即《与唐处士书》“崔公既没，琴不在于君子乎”，可见《与唐处士书》必写于崔遵度殁后至作《唐异诗序》之间（1020—1026），在《丹阳编》编选时段之内。然而，《琴史》所引《与唐处士书》出自《丹阳编》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因为北宋文人自订别集，大多止于选录诗文，收入私人书简者鲜，《丹阳编》未必能破此成例；其次，《琴史》引文与《范文正公集》一样，以“某”代“仲淹”，这是家讳因素在文中的反映，体现出它的来源可能还是范仲淹的后人。
范仲淹家族与朱长文家族的关系，似乎揭示了某种可能。朱长文《朱氏世谱》云：“先君讳公绰，少从学范文正公，为高弟。”（《乐圃馀稿》卷九）《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学校》云：“景祐中，范文正公以内阁典藩而叹庠序之未立，我先君光禄率州人请建学，文正公请于朝，奏可，迺割南园之一隅以创焉。”朱公绰（？—1077）仕至光禄卿知舒州，故以“光禄”称之。朱长文本人，则与范仲淹之子范纯祐、范纯仁等游于胡瑗（993—1059）门下。谊在两代，又同好丝桐，不排除朱氏父子有见到《与唐处士书》其他文本（尤其是正式文本）的可能性。
也许有更简单的解释，《琴史》所引，是一个更早刊行、今已失传的范仲淹文集，同样为范家子嗣编订。倘若如此，为什么范纯粹编订《范文正公集》时，《与唐处士书》选择了一个明显不够优胜的版本呢？仍然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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