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炳正曾以西南少数民族物名纪月的遗俗，来证明中国十二支字是从先民物名纪月而来的，并不是来自西方。郭沫若的审稿信中却说是“白费气力”。可惜二人未能直接对话。】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部分学员1937年春摄于苏州公园。其中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有：姚奠中
新近蜀中贺宏亮兄微信传来郭沫若（1892—1978）致时任《新建设》杂志主编陶大镛（1918—2010）信札之影印件（广东崇正2019年秋季拍品）。《新建设》前身是北平知名民主人士创办于1948年7月《中建》（北平版），仅出10期即因“言论荒谬”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949年9月复刊，易名为《新建设》，刊名为毛泽东题签。该刊被誉为彼时“国内唯一的学术刊物”（胡绳语）。1951年经济学家陶大镛出任该刊主编。兹照录信中相关段落如次。
陶大镛同志：
您的信接到，谢谢您的关注。
纪念马克思的文章，我估计我写不出来。因我这几年简直把学术研究工作丢得太生疏了。二月初也还有其它工作要做。因此，请您原谅，我不能接受您的提示。
汤炳正先生的文章，草率地看了一遍。他的研究方法很成问题。他肯定“在远古时，各民族都是用物名纪月”(这是他的出发点)，这是无征而必。其实中国古时并不以物名纪月。十二支，在古与十干相配，只以纪日；单独用时以纪岁。用十二支纪月，是东周星历家才开始。十二支与十二肖象(兽)相配，更在汉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用物名纪月，分明是受了汉民族文化的影响，绝不能在“远古”。用物名纪月之先，须有分一岁为十二月的星历智识为前提。各少数民族在“远古”，并没有这样高度的文化。因此，汤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白费气力。
致礼！
郭沫若28/1
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中，郭先生有这样的审稿信，正可用“同情之理解”况之；我想若先祖父汤炳正（1910—1998）还在的话，看到这通信也会一笑。信使用会议用笺，右上端印着法语“CONGRèS DES PEUPLES POUR LA PAIX，VIENNE1952（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维也纳1952）”，天头右端有钢笔标注“1953”。其主要内容是代《新建设》审议汤炳正关于十二支字起源的论文。陶氏看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先生之否定信函，自然就不会刊发汤文了。这通重要的信，已来不及放进笔者所撰《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即出），颇为遗憾。
关于十二支字起源的问题，汤氏在《我对“百家争鸣”的感想和体会》（载《成都日报》1956年11月17日）中曾说，早前，他“从研究精神上讲，却很有些‘争鸣’的勇气，对新、旧派的权威学者的某些结论，往往不敢苟同”。“我这种初步的研究精神，受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当我受业于章太炎先生时，曾觉得他对中国文字中的‘表数字’虽然讲得很透辟，但却有很多使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因此我写了一篇《释“四”》送给他看，他不但不反对，反而非常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他主编的杂志上把它刊登出来，这样就使我非常佩服章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就培养了我对权威学者的结论提出商讨的勇气。”但后来，“我的态度变了。……例如郭沫若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中提到中国十二支字是起源于巴比伦的十二辰，结论有些牵强，我是不同意的。我在解放前，曾以西南少数民族物名纪月的遗俗，来证明中国十二支字是从先民物名纪月而来的，并不是来自西方。这个稿子……至今不敢拿出来发表。认为万一这个结论并不正确，而贸然提出来，那是很不恰当的”。对照上述郭先生信函，汤文中这个稿子的去向，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这篇稿子乃汤本人投稿；二是汤可能将稿子寄给京城诸友看，结果友人转给了该刊。汤说“至今不敢拿出来发表”，应是收到退稿信的结果了。
汤炳正这篇文章初稿应写于1949年7月之前（其时他正任国立贵州大学教授），1952年修改“完稿”，也就是在这以后向《新建设》杂志投稿的（郭沫若的审稿信在时间上正与此吻合）。三十年后经补充证据修订方揭载于1983年第8期《江汉论坛》，即《试论“寅”字的本义与十二支的来源》一文。1990年12月汤氏将此文收入《语言之起源》（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提要”云：“十二支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则以正月为寅月的‘寅’字为例，从形、音、义各方面加以探讨，知道‘寅’之古义本为表示‘虎文’，它是从古人以十二物名表十二月而来，从而揭开了十二支字来源之谜。此文运用了大量民俗学的资料，从新的角度探讨问题。否认了郭沫若氏十二支来自巴比伦的论点。”汤氏1991年12月2日又在致刘信芳信中说：“（此文）系以西南诸多民族的物名纪月，说明汉族以十二支字纪月，乃由物名纪月演化而来。这跟楚帛书由十二月物候演化到《尔雅》十二月，其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亦即人类思维由具体事物到抽象符号的一般历程。只是西南民族的物名与十二月的季候无关；而楚帛书之物候则与季节有关，且又有由物到神这一中间环节耳。”窃谓汤言这个“历程”可表述为：物名纪月→十二支字→十二生肖。汤文正可作“礼失而求诸野”之佳例。
另据1966年汤炳正《我生平写作的目录表》中 “《从西南兄弟民族‘物名纪月’说到汉族十二支的起源》（附交原件）。旧稿重新整理，未发表”条，汤文开始还不叫今名。
汤文分三个方面：“‘寅’字的古音、古形、古义”；“从‘物名纪月’到十二支的起源”；“结语”。文后署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初稿，一九八一年三月修改”。汤文开篇说：“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字研究》一书里，把古文字学跟历史学互相结合起来，使问题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十二支是来自巴比伦的十二宫。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创见。但在该书重版序言里，他又说：‘《释支干》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谜。’这说明了任何科学，都要经过无数科学家的努力探索，才能使它逐步接近真理。本文即拟在郭沫若同志的结论之外，从另一个角度对十二支的来源作一番研讨；亦即以‘寅’字作为突破点，对十二支的来源提出一项新的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
汤炳正 沈建中 摄
考郭沫若先生《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全二册）由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5月初版。195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再版。其《重印弁言》云：“《释支干》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我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仑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是没有更好的直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坚实的反证。”（“弁言”写于审读汤文之前）此书版本甚夥，影响亦甚。从上述郭书出版的情形看，汤文初稿写作前当已读过其《释支干》1952年以前的两个版本。因此他的文章显然是试图在十二支字的探讨上再前进一步的。
细揆其内容，则《甲骨文字研究》由九篇释文组成，以《释支干》篇幅最大。从《郭沫若全集》页码编排来看，九篇中前八篇共计135页，而《释支干》一篇即达184页。由此可知这篇文字在《甲骨文字研究》中的分量。我们再来看看《释支干》的结构：一、支干表，二、十日，三、十二辰，四、何谓辰？五、十二辰古说，六、十二辰与十二宫，七、岁名之真伪，八、十二次，九、馀论，十，附录：西纪前二二○○年代巴比伦之恒星天图。其中，“馀论”又有十九个方面的内容。结语云：“以上即余释支干之大凡也，依余之说，于古今来所存之疑团，大率可迎刃而解。惟事在三四千年以前，所据之资料又至有限，故余亦不敢遽信已说之必当于事实。然此说一创通，其旁证之丰富实若取诸左右而逢其源，将来地底发掘盛行时，或有更显豁之古物出而为余说之左证者，固所企而时待望者之。”其核心观点则为“十二宫起源于巴比伦之说已成为学术上之定论”（第252页）， “（十二生肖）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第332页）。[笔者按：郭氏当时没看到后来的出土文献如秦简，已经有以兽、禽纪时了，只是与“十二生肖”略有不同。参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 2009年版）]
近代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的源头。郭沫若、汤炳正关于十二支的起源说，正是这一探索的延续。可惜二人未能直接对话，没有发展成为十年后郭沫若、高二适“兰亭论辩”那样的学术讨论，令人备感遗憾与寂寞。
【封面图片】原定今年6月底在英国V&A博物馆开幕的爱丽丝年度展现已推迟。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形象，都是由约翰·坦尼尔爵士（1820—1914）创作的。今年也是坦尼尔诞辰200年。图为1930年C.F.A.沃伊齐根据坦尼尔的插画设计的织物纹样，现藏V&A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