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王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那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我与维铮相识于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卧佛寺会议，海内外众多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有几位是以前不熟悉的，有幸这次得以结识。香港来的陈方正先生、霍韬晦先生，都是此次一见如故，日后并成为好友。韬晦兄与我性情相投，会上我提出应在小学教育中增添《论语》和《诗经》诵读，他特地发言回应我的想法。朱维铮则是我向他征询对《中国文化》创刊的意见，并向他约稿。他看了创刊词和第一期要目，对刊物的宗旨表示认可——这是我们的初识，后来的交集便多了起来。
第二年，即1990年的秋天，他来北京出席冯友兰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我也在会上，我们相约到我家里一叙。内子也很高兴他的到来。维铮是无锡人，但久居沪上，他们谈起上海的新旧风物，不乏共同语言。我则是第一次与维铮畅谈学术和思想，他的臧否人物的直言不讳令我感到惊喜。他的老师周予同主编的《历史文选》，是我为学很受益的书，不料维铮竟是此书编选注释的与有力者。他的学问根底的扎实应与此有关。然后是1991年9月，我以《中国文化》编辑部的名义，在上海召集学术座谈会，上海各方面的文史专家和著名学者20余人与会，有谭其骧、顾廷龙、蔡尚思、苏渊雷、冯契、贾植芳、王元化、钱伯城、王运熙、章培恒、朱维铮、汤志钧、唐振常、黄裳、邓云乡等。大家围绕《中国文化》的办刊宗旨及如何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展开热烈讨论。维铮主要就学风问题发言，他说：“历史首先要问是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学风不正，学术成果必然打折扣。”他建议《中国文化》不妨讨论一下“经世致用”问题。这个话题正与我的思考相合。
这时，我主持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计划已经开始。选目和编例的初稿曾送请部分师友承教。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汤一介先生、汪荣祖先生等都有以教我。朱维铮先生的回示有三页纸之多，同意丛书的大体设计，只是提醒我对拟选的五十家尚需再酌。他说：“麻烦主要不在哪些人已经入选，而在于哪些人没有入选。”并具列宋恕、张謇、汤寿潜、孙诒让、杜亚泉、辜鸿铭、黄远庸、易白沙、陈独秀、吴虞、李大钊、丁文江、孟森、梅光迪、柳一徵、陈序经、吴稚晖、陶希圣等人的名字，认为杨文会、顾颉刚既可选，则这些人也似可以考虑。他是启发我选政之难，非欲强加也。《康有为卷》的编校之责，我请他来担承，他同意了。请他做丛书的编委，他未克即允，过了一些时日，他才应承下来。
他是个忙人，一次因催稿，发生了不愉快。按丛书编例，每一卷卷前例有入选人物的小传，字数在三至五千之间。但维铮告诉我，他的康传写了两万字。请他压缩，他拒绝。为此我们在电话中几乎伤了和气。内子看到我声音很大地与人理论，以为是和一个学生讲话。待知道是朱维铮，她深怪我不该如此。我已经做好了康卷换人的准备。不料三天之后接到他的来示，云“前夜得尊电，由康有为小传事，蒙申斥”，语词措意，令我忍俊不禁。然后说编委他不当了。然后说康传最好由我来作，以“垂范后世”。但随后却寄来了他的经压缩的康传改稿，并说：“虽又贻迟误之罪，然终属亡羊补牢，略胜有劳先生掷还再议之烦扰也。”而当丛书出版之后，他收到三十卷样书，于1998年2月12日写信给我，说：
已得三十卷，即用半夜逐册翻阅目录和年表、要目，粗得印象，以为总体符合学术性要求，选编也各有特色，虽说见仁见智，所收未必合乎尊序所示经典品格的要求，而均有参考价值，则可断言。此乃主编之成功，当贺。
晚清人物及近代学术思想是维铮先生的学术强项，能得到他的认可，殊非易易。他还对丛书的销售方法提出意见：“据有的学生说，已见全书在几家书店上架，但不拆零出售，只能望书兴叹。我不知是出版社批发规定，还是书店自作主张？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在文科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倘可零购，则各卷都有忍痛掏钱者。倘只能选择‘全或无’，则绝大多数必选‘无’也。即如拙编一卷，定价五十五元，要我自行购置，也需一思。况且诸卷所收，多半都有单行本，读者单为补己藏所缺的几种或数文，而要购置全卷，必多踌躇，而不拆零，更无疑拒绝主要读者。如此‘生意经’，当为出版者所知。”我即刻将此意转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亚民兄，后改为拆零销售，盖出于维铮先生的“生意经”也。
回顾《经典》丛书编纂过程我与维铮之间的曲折故事，没法不让人感到他的可爱。这一层，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的后记中有所记述，我称他“不愧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我和维铮之间，可以说因丛书而最后订交。我的《要略》一书，200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当我寄请他指正时，很快收到他一信，原信不长，兹抄录如次。
梦溪先生：惠赐大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穷宵读竟，甚感兴味。承不弃，于后记指名规过，感激。附录一读后，尤感怃然。十年前高会尊府诸贤，时已泰半耆艾，而今李慎之先生西去已久，内列名者半数长于弟，所谓耄耋矣。揆诸十年来人文学界，似无长进，乱象益甚。故而弟读尊府高会纪要，几感时空倒置，未知如今学界少年新锐，从中有得乎？弟虽不幸，已与孔夫子不再梦周公齐年，然顽劣依旧，偶陈宿见，辄遭网民痛斥。因而尤佩先生雍容气度，欲学无方也。弟照例穷忙，近日除上课外，即困于学习诸生论文。前承先生电命为中国文化撰稿，受宠若惊，然揾食需视作大患，仲夏前实不克作文求教，千乞鉴谅。匆此奉达，顺颂
文祉。
弟 维铮 08年三月一夜
此信最能见出朱维铮的学者风度。他有锋芒，有脾气，但为人为学尊重事实，讲求明理。所谓“高会”，是指1998年2月16日，我并邀集戴逸、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王俊义、雷颐、梁治平等师友，在我家里对丛书总序所作的一次学术恳谈。拿到我的赠书，竟用一个晚上读完，这在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对后记所记述的我们之间的故事，他说：“承不弃，于后记指名规过，感激。”词语中流露的雅然之趣，让我感到敬佩。至于信中以“雍容气度”许我，就不免愧不敢当了。
维铮这封信写于2008年3月1日，同年的11月3日，我们就在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上见面了。头一天在杭州开幕，我以《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为题作了主旨发言。第二天移师上虞继续开会。开幕式维铮没有出席，上虞的会他则按部就班的坐在那里。当人大国学院一位先生发言的时候，维铮打断了他，认为他讲的关于马先生的史事有出入。此次会议的参加者，大都是哲学史或儒学研究领域的学人，绝大多数不熟悉朱维铮的学术性格。他的目无余子的豪气和不容置辩的语气，很让不熟悉他的人受了一次惊吓。他对马一浮评价极低，认为复性书院的创办是马先生想当帝师。以我对马一浮的多年研究，当然知道他的判断缺乏足够的材料依据，但我没有发言。这次相见，我们彼此都感到更加亲近。
会议在11月5日上午结束。我应复旦中文系的邀请，11月6日下午有一场演讲。刚好与维铮同乘一趟列车，于5日下午前往上海。列车晚点，给了我们畅谈平生的机会。主要是他讲，我当听众。特别是他的特殊经历，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可以坦白无隐地讲他身处当时的真实状况。过来者，心有定，事有因，如有过，自担承。如果当代知识界也可以有真男子之称，我想维铮当得。
11月6日下午的演讲，我以《国学与传统文化》为题，从三点讲到五点，然后有半个小时的互动。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主持，傅杰副主任安排筹划。演讲后的晚宴，维铮携夫人出席了，并以他的新书《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相赠。为报答维铮一夜读竟《要略》的厚谊，回京之后，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通读了他的两本书。不仅通读，还写了一篇文章。11月26日写完，《中华读书报》在2009年的2月11日刊出。这是一篇痛快淋漓地论述朱维铮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文章，既标示其长，又不护其短。下面抄录一段揭示其长的文字，请读者阅正。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得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锺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后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还有一段说：
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
如果这些论断是对维铮其人其学的褒扬的话，那么我可以自信地说，是褒扬，却绝无丝毫溢美。维铮的人和学，其本来的样子就是如此。但我也没有讳言他的偏失之处。针对他对儒家思想的偏颇之见，我认为那是由于：“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而对他武断地否定马一浮先生，我则提出理据予以反驳，甚至提出，他也许压根就不应该写关于马一浮的文章。我说当涉及到此一方面的议题之时：“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我还谈到：“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文章刊出后，我寄了两张样报给他。三天之后我们通电话，问他收到报纸否？维铮的欣悦与欢慰，全都不加掩饰地从声音里流溢出来。他显然不仅认可而且看重我对他的评说。
然而一年之后，就传来了维铮身体欠安的消息。我想到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从他的《走出中世纪二集》里，选录专论慈禧太后的部分，刊载于《中国文化》2011年的春季号。文长两万八千字，分八个小标题：一，由咸丰到慈禧；二，慈禧垂帘的合法性；三，胜保与慈禧；四，胜保非死不可；五，慈禧破满清惯例；六，女主慈禧；七，她是甲午战败的权首；八，帝国被慈禧终结。我跟他在电话中商定，就以最后一个小标题“帝国被慈禧终结”，作为全文的题目。刊物当年五月份出版，他收到样刊后，写来一信，在我心里，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值得纪念的一封信，现抄录出来，以飨读者。
梦溪先生：贵刊春季号拜领。拙文由简体化繁体，颇烦，而贵刊的转换，据我通阅，“硬伤”约六、七处，已见校对不易。赐酬已拜领，谨呈回执。
愚体经住院八个月，尚属稳定，故医生同意出院在家服药，今已两月。在家眠食较随意，然仍不克恢复研究。目前仅日日读研究生论文，轮流同彼等商酌而已。曾尝试作文，因戒烟及体弱，效率大减，徒呼奈何而已。
再度感谢您发表拙文。专此奉达，顺候
时绥
弟 维铮 上 2011年五月二十九夜
附拙文校阅一纸，请参。
不用说当时，今天再重读此信，仍感到阵阵难过。维铮是何等强健之人，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竟使他无法不面对已经疲弱的身心。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他的凌云健笔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纵横驰骋了。但他的严谨认真一如既往，简转繁的舛误，一处不漏的校正过来。
万没有想到，这是维铮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九个月之后，他就悄然地离开了我们。
而在维铮逝世的头一年，即2011年的6月7日，我熟悉而且欣赏的章培恒先生，已经先维铮九个月又三天离开人世。他们两位同是沪上有棱角有光泽的学者，每次接谈，都能生出快意。2001年7月10日，培恒先生邀我为复旦古典文学中心和中文系师生演讲，头天晚上的餐叙和讲后的晚宴，维铮均在座，还有贾植芳先生，相谈至洽。我和章培恒先生另有渊源，此处不能多及，仅以2001年我写给他的一信，略寄怀思之微意。
培恒教授文宗史席：此次在沪蒙细心款待，高谊厚情，实难忘也。而酷暑炎天，迎立于庠门之外，尤感惶愧无地。幸理趣契合，默然对座，亦有道存焉。又得维铮侠士傥言快论，学问之乐，尽在基中矣。世间缘法，十年一觉，非人力所能设计。日前诵读文汇读书周报上先生论《金庸招不到博士生以后》大文，体情之厚，哲理之密，宅心之宽，近二十年之理辨文字未能有也。查先生固因之去掉诬枉，世道学风亦为之一洗。甚佩，甚偑。内子祖芬亦大赞好文章。已复印寄京中诸师友。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一至三辑已拜收，谈蓓芳女史研究古代文学对二十世纪文学之影响，颇见工力，请并致劳烦之谢意。不备，即祈暑安文吉。
梦溪拜上 2001年八月五日
章先生知道我和维铮情近，每次见面，他都约上维铮。这封信里，我称维铮为侠士，是为不经意的以心相许，然则就同此为念可也。
2012年4月写就开头之一节、2020年3月20日增补重写于京城之东塾
【封面图片】原定今年6月底在英国V&A博物馆开幕的爱丽丝年度展现已推迟。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形象，都是由约翰·坦尼尔爵士（1820—1914）创作的。今年也是坦尼尔诞辰200年。图为1930年C.F.A.沃伊齐根据坦尼尔的插画设计的织物纹样，现藏V&A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