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谍战世界像一座冰山，上面是极简的诗意，下面是庞大的繁复。
他开始文学创作不久，就在小说和编剧两条路径上行走，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向延安》，完成剧本《旗袍》，小说和影视创作都渐入佳境；从近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惊蛰》《唐山海》，2020年第3期《人民文学》刊发了长篇小说《醒来》，到一路走高的谍战剧《麻雀》《惊蛰》等，他在小说创作和影视编剧双线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形成了编剧与作家的双重身份。
他如何驾驭这双重身份，在谍战深海中揭示人性，他如何看网络文学和IP，探索小说的影视化之路，青年作家和编剧何为？
小说家成为编剧有个好基因
王雪瑛：编剧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已成为你的创作特色，你如何驾驭这双重身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你对人性的理解，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小说与剧本在你的创作中是相辅相成，彼此滋养？是不是也会有相互干扰彼此龃龉的疼痛？如何避免小说写得像剧本，你常常会自我警醒吗？
海飞：双重身份对我而言也许是合适的。有些小说家与影视保持距离，似乎与影视的距离越远就证明小说或者文学的纯粹性。其实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是否双线并行，取决于作家个人意愿以及艺术创造的驾驭能力，没有对错，只要能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就行。小说家和编剧双重身份的大家也不少，《大地惊雷》的编剧查尔斯·波蒂斯，是小说家。作家杜拉斯，也是多部电影的编剧，她还执导了多部影片。海明威是小说家，他当过23次编剧，还当过演员……
王雪瑛：请说说你的写作方式，是先创作小说，再改编成剧本？
海飞：对，我先写小说，再生发成剧本。这个创作习惯，让我更快找到故事的核心，找到一个剧的“气味”。每部作品，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气味”，找到专属的“气味”，就有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
除休息外，我把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创作上，我目前的剧本创作，犹如向前滚动的车轮，一种力量裹挟着往前。我对自己的创作会有反思，密集的文字是否具有文学的意义？我对小说的剧本化保持高度的警惕，舍去那些枝繁叶茂的情节等等，保持文字的优良，小说的特性。
我的小说和剧本创作，已经很难拆分，像两棵相依偎的树，经历过疼痛以后长成了同体。仍然可以分辨出左边的树是小说，右边的树是剧本。这也是一种命运使然，我不排斥，不庆幸。小说和剧本有无数种风格及其所承载的使命，我用文字讲述人间悲欢，展现让人动容和歌哭的人生，呈现特定年代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
王雪瑛：当你是一个小说家的时候，你关注的是什么？当你是一个编剧的时候，你关注的又是什么？你对好小说与好影视作品有怎样的评判标准？在你2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这些标准有过变化吗？
海飞：作为小说家的时候，我潜意识里写的是人性，作为编剧的时候，我仍然关注着人性，但我需要选择桥段，呈现给观众最佳故事状态。
小说家成为编剧有个好基因，比职业编剧更从人性角度来切入。当然，职业编剧和导演也是关注人性的，关注人性在极致时刻的表现。剧本创作中更讲究题材的选取，故事的呈现，人物关系的设置等等，只有这些都在优秀的基本面上，来展现人性，才能触动人心。
好小说和好影视有一个共通点，是以时间来验证。影视剧二十年三十年后的重播，几十年前的小说还在重版，必有过人之处。这是大众评判，作为个人评判，我喜欢小说的文字充满魅力，它像一种魔力，能紧紧地攥住我的阅读神经，我能被文字而不是故事深深吸引。
王雪瑛：故事不能剧透，文字可以反复回味。《向延安》中的金喜，《麻雀》中的陈深，《惊蛰 》中的陈山，《醒来》中的陈开来，《捕风者》中的苏响……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与职业，不同的喜好与个性，他们在战火纷乱的颠沛流离之中，在一触即发的重重危机面前，他们用热血和青春，在烽烟中砥砺前行。他们有着独特的精神细节，坚定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激情让他们柔软的内心诗意而复杂。请你说说在长篇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在你笔下的主要人物中，有谁是有原型的？谁与你一路同行？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海飞：《向延安》中金喜的名字是我舅舅的名字，我信手拈来用了。《捕风者》中苏响的原型是地下党员朱枫，她牺牲得从容而壮烈。《麻雀》中唐山海的原型是唐生明……我笔下的众多人物分布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滩，他们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存活着，构成了“海飞谍战世界”的谱系。这个小说的主角，也许是另一个小说的配角，让文字和人物茂盛生长，我乐此不疲。
故事本身是需要丛林的，我觉得这种“大”的创作方向，对故事而言，很有必要。
王雪瑛：林道静、梁生宝、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他们是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的青年形象，他们是伴随着读者们人生之旅的青年朋友，他们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自新世纪以来，如何创作出具有与时代“共名”意义的青年文学形象？这也是当代作家和编剧面临的挑战，请你说说对“青年文学形象”的看法，你对当下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的青年形象有着怎样的评价？
海飞：我在青少年时代，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青年形象是汹涌的“后浪”。当下的小说中，少有激情或豪迈的青年人形象，作家展现青年人更多的是情绪，人生中的某个事件，特别个体化。
现在的职业作家，除了写作，较少与文学以外的职业有关联。我特别希望作家们可以是军官或士兵，或者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医院的大夫，甚至是一名司炉工……那一代作家投身在时代的大潮中，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内心体验，才创造出时代青年的形象。
青年编剧与优质剧本的来源
王雪瑛：青年作家见证并参与着时代的发展与变革。你对当下青年作家和编剧的写作关注吗？有位青年编辑认为，现实感和历史意识的不足是制约青年写作的两个方面，青年写作缺乏人间烟火味。你怎么看，在写作与成长的过程中，你对他们有什么分享的经验。
海飞：青年作家长势喜人，青年编剧有着蓬勃之力。我一直关注他们的创作，他们没有老气横秋的文字感觉，他们的想象力和切入角度等都有新态势。他们比我写得好，但也有欠缺，他们更注重呈现自我意识，小说中少有烟火气息。青年编剧愿意写古装剧或青春剧，这样的剧本更容易把握，他们对人性的洞悉上稍有差池，不仅仅是现实感和历史意识不足。总体上，我对他们的将来十分看好。
我觉得写作是打通文学与世界、人生、社会之间的路径。小说与剧本，都在讲故事，同一个故事有多种讲法，从哪个角度切入，怎么讲，十分重要。好小说和影视力作要给人心灵的震撼。写作的所有指向是人心的复杂，人生之间的各种交错，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
王雪瑛：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与困境，如何直面变化的复杂现实，如何回应时代的精神主题，如何拓宽写作疆域，激发自我突破的动力？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是一种考验和挑战。
海飞：我最有兴趣的是如何拓宽写作的疆域，激发自我突破的动力。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已不是印象中的老样子，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往的生活经验中，目光和思维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时代节奏，不能对乡村与城市还是陈旧认知，不能套路化的写作和表达，不能写作颓败无力的故事，弱不禁风的文学作品，要砍断陈旧的绊马索，拓展更深广的写作疆域。
我想文学有蓬勃发展期，有沉静孕育期，在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对于作家而言，做好所有的文学准备，创作出精良的小说，结果会由时间和时代来检验。
我还想到了另一层，我们能不能走入到“浩瀚”中去，以小说而求博大，是不是可以视尤·奈斯博、东野奎吾这些系统化、大体量写作的小说家，也作为文学的一支，正视这些“说故事”的作家？
王雪瑛：从《旗袍》《麻雀》中的重视事件、步步为营，到《惊蛰》《棋手》的“双城谍战，三面间谍”等设定，在谍海中探究人性一直是你的执迷，但每部剧的创作，你都要重点考虑“新”在哪里，其实求新求变是一个作家和编剧创造力的考验，生命力的证明，于是你的“海飞谍战”之舟驶向了明朝万历年间。你对自己创新的节奏满意吗？还有什么需要弥补的短板？今后你是否会离开“谍战的大海”，踏上现实的大陆，重新创作直面当下复杂现实的小说和影视剧？
海飞：作为长期从事创作的小说家或编剧，系统创作是我的既定方向：小说与剧本并行，规划创作谱系或者版图。我也一直在思考谍战剧的出路，不能总是这里潜伏，那里取个文件，然后假夫妻等等大家熟悉的桥段。谍战剧只是个舞台，讲的还是人生。写作没有边界，创新延续着个人和代际的创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与认知，但好小说是有标准的，在读者和编辑的心里。
我的“锦衣英雄”系列小说展开了宏阔的故事场域，大明锦衣卫投入三国之间的谍战深海……我希望这个系列小说与影视、游戏、音频等文化产品联动。
我曾创作过《像老子一样生活》《我叫陈美丽》等描绘当下复杂现实的小说。我在考虑如何取舍选题，目前在创作直面当下的青春题材剧本《英俊的少年》，这是一个关于跆拳道运动的故事，展现理想、怀旧、青春以及隐秘心灵。
王雪瑛：近几年，网络作家创作了现实题材的作品，优秀IP的影视化改编获得成功。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提出，要做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IP，要不断提升内容品质，打造真正的精品，形成系列化的创作，有更大的衍生空间。网络小说走向现实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小说的影视化之路，有影响力的IP，是优质剧本的来源，也是你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海飞：从故事层面来说，殊途同归，网络小说和传统小说都可称为小说。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都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网络小说的数量会更多一些。相对而言，网络小说改编的剧本尽管良莠不齐，成为爆款的机率相对高一些；而传统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重播的机率相对更高，品相更好。
我认为，只有那些转换成功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IP，而不是作品被包装和推销了，就是IP。在IP的创造上，我建议集体创作，以弥补个体创作者的短板。
王雪瑛：创作内容优质、展现人性光芒的作品，始终是影视创作的核心要义。好剧本是影视精品佳作的基础，好演员对影视剧的成功也很重要，你陆续推出的谍战剧都择优选用了青年演员来挑大梁，还特别重视与演员的沟通。
海飞：对，在《惊蛰》开拍前，我写了万字长信给剧组的主创们，详述自己的创作心路和对作品的思考。谍战剧中的人物原型其实很年轻，有的人青春年少就牺牲了。年轻人演年轻人，才是最合适的。我们不用演技贫乏的“小鲜肉”，但不排斥“青年演员”。张若昀在《惊蛰》中的表演完成度挺好。他实际上演了三个角色，一是肖正国；二是小混混无厘头的陈山，社会底层那种玲珑八面的形象；三是成长以后稳重沉着冷静的陈山，前后两个陈山在性格与形象上有很大反差。
好剧本离不开好编剧，以后编剧的话语权会加重，剧本费用会上升，出现编剧团队与组合会更多，有影响力的编剧会参与到项目的决策中。小说和剧本很大的不同是，小说在刊发之前只接受编辑和主编的检验，剧本在开机之前却要接受制片方、导演、演员、播出平台投资人等各方面的检验。
在我的认知里，很少明珠光亮的剧本会蒙尘，才气逼人的编剧被埋没。目前稀缺的是编剧，提升当前影视剧质量的重要环节，就是青年编剧的成长与成熟。青年小说家、青年编剧、青年演员和导演，都到了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听取潮声，立于潮头的时刻；所有的磨励与锻打，都不为过；所有的汲取与提升，都是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