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出国留学，他无非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自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后，他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敦煌，让他尝尽人世甜苦，而他，让敦煌守住了举世闻名的炫彩夺目。
那些年，在敦煌，常书鸿经历了什么？
从新近出版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中，我们也许能读懂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的这段艺术苦旅。6.23，在他离开我们的整整26年后，让我们随着传记再度忆起这位用一生守护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先生。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常书鸿的回答让人心生敬畏：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
26年过去了，段文杰、樊锦诗、赵声良……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棒，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不再“危机重重”，而展示出了熠熠生辉的全新面貌。跌宕、震撼、感人、惋惜，常书鸿的一生，已成敦煌往事，但回顾百年敦煌文物保护史，常书鸿仍是最重要、最动人的那一位。正如传记作者叶文玲在后记中所言：“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以下文摘选自《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作者：叶文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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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事纷乱，百姓多难，谁能维护敦煌？谁会魂系敦煌？作为眼前唯一的留守者，他唯一的使命，就是要为敦煌的生存大声疾呼！就是要为彰扬这些人的功绩奋力呐喊！
真正为千佛洞壁画而来的，要算民国31年当代国画名家张大千先生。那时候一般国画家是争取出国展览赚外汇的，大千先生能走到这种绝塞荒郊，“磅礴坐卧其下者几及三载”，他那种“奇寒盛暑，劳苦相勉”、努力于中国古代艺术发扬的精神，在最近展览中已经获得了应有的代价！……
到目前，事隔六年，我仿佛还看见当时张大千先生在春寒黎明忙忙碌碌指挥入门弟子从事临摹工作的紧张情景，向觉明先生深夜独自秉烛俯伏在洞窟高壁上聚精会神录写题记时的侧影，士兵用铁铲木耙清除沙土的热烈奋勇的场面。千佛洞，文献记载虽然有过十余个寺院和二三百个寺僧门徒，以及第300窟张议潮及其夫人出行图上那样鞍马屏帷贵游的盛况，但经过千余年的沉寂之后，我想，1943年该是千佛洞大事记上的重要时期。可是，这样的时期并不久常。
在4月里，塞外初夏，千佛洞梨花盛开的某日，向觉明先生继张大千之后，离此东返。于是，千佛洞又像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时，敦煌全城人士来此拜访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次日一般，重新又趋冷落孤寂……
一口气写到这里，一写出“重新又趋冷落孤寂……”这一行字，常书鸿只觉得一颗心，又像被针戳着一样，很酸楚地疼了起来。
▲常书鸿油画《敦煌四月初八庙会》
这疼痛感使他越发难以平静，他吁出一口长气，把笔丢在砚台旁，闭上眼略略歇了歇，又抓起笔来发狂似的写了下去：
这里既然是一个四十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日久就会精神上有异常孤寂之感！平时如此，已甚不安，一到有点病痛的时候，想来想去就觉得非常可怕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同事C君……
常书鸿又顿了一下。
他在犹豫。是的，写出那位在发高热时哭泣的C君，写出他哀告大家“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的凄凉话语吧。事情已经过去几年，这位C君也早已回到内地去了，但是，一提到这些事，他心里依然万分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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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提到C君，怎能不提那位陈芝秀？
在这种时候，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活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的，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的活动，比盼什么还要迫切。
▲1933年，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在巴黎。
常书鸿的呼吸忽然急了起来。是的，他写出了她的“潜逝无踪”，的确如此。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她的半点消息。原来，因为愤怒，因为她带给他的屈辱、带给孩子们的残酷，他丧失了对她的全部的爱，而只剩下恨！他宁愿不要听到她的半点消息才能心头平静。
现在，他漫忆这些年来的人事变迁，终于稍稍谅解了她的出走。这谅解，并非是他忘却了那份屈辱，也不是因为有了李承仙的爱，他寂寞的心有了补偿。不，不是的。他愈和敦煌的学说接触，愈和敦煌的飞天缠绵，他的心就越发宽厚，他可以谅解一切人，为什么就不能谅解她陈芝秀？现在，他已将她对他的全部亏欠抛开，反倒剩下了内疚和不安。现在，对她的担忧倒不时袭上心头，不是吗？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她跟了那个兵痞子，能到哪里去？那个姓赵的，肯定是惶惶如丧家犬，她跟了他，能到哪里过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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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凝神沉思了一会，又抓起笔，一笔一笔的楷书已跟不上他狂卷的心潮，便改用狂草来继续如泻的倾诉：
……五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每次碰到因孤僻而引起的烦恼问题——如理想的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而恐惧……
我常常在问自己：“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于右任先生在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时候，早已想到这一层，所以在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原文上有“寓保管于研究”的措辞。他老先生在1943年1月正当我动身赴西北之前亲口对我说：“这是一个不易久居的地方，所以我要找你们艺术家去担负久常的保管工作。因为只有爱好艺术的人，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艺术宝藏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消孤僻生活中的苦闷。”
我们在盛夏烈日或严冬风雪中，为了往返城郊，穿越四十里不生寸草的流沙戈壁，一个人在沙漠单调的声息与牲口的足迹中默默计算行程远近的时候，那种黄羊奔窜、沙鸟悲鸣、日落沙棵的黄昏景象，使我们仿佛体会到法显、玄奘、马可·波罗、斯文·赫定、徐旭生等那些过去的沙漠探险家、旅行家所感到的“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那般的境界……
黎明已经到来，但常书鸿没有发觉，朝霞已经染透窗纸，常书鸿还是没有发觉。他的心已如开闸的江河，他的拌着血泪的心就像这酡红的朝霞，一行行，一字字，都付予了这如龙的狂草！
▲20 世纪50 年代，常书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
天亮了，一夜未睡的常书鸿还在写，上午已过9点，常书鸿还在写，从昨夜深更开始的这篇文章，已令他欲罢不能。惦记他的窦占彪，清早过来探看究竟，从窗外望见所长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文章，以为他是早起动手写的，不敢惊扰他，又悄悄蹑着步子走了。
快正午了，中寺里还没有一点动静。
窦占彪奇怪了，写文章再重要，所长也不能不吃饭呀？他又一次悄悄推开了中寺的大门，待他踅到窗下往里一看，差点失声叫出来——
常书鸿所长直挺挺地从炕上横到了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