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科研学术界来说，是无比悲痛的。
因为，一位又一位优秀的中青年专家教授接连离世。
2020年6月4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副主任、副教授谢铮去世，终年41岁。
2020年6月3日，南京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土木工程学科带头人刘伟庆教授去世，终年56岁。
2020年5月28日，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教授、医学博士阮建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48岁。
2020年5月25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邵强进因病去世，终年48岁。
这不是个别现象，最近几年来，一大批具有突出贡献和巨大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家接连去世。而他们去世时的岁数，可以说正处于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段。
我们在为逝者哀思，为学术界惋惜的同时，不禁要问：为何这么多的中青年专家教授会“英年早逝”？
要知道，截至201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76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因：“科研人员目前的一个生存现状是面临着多重压力。”
科研经费管理、薪酬、评价体制不健全
青年学者接连早逝以及众多科研人员的健康状况堪忧，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科研体制与管理方式的不健全。
2018年11月，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63.4%的科研人员认为课题项目预算执行不能根据科研实际需要自主调剂，62.8%的人认为项目经费报销程序繁杂，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疲于应付经费审计等新问题突出。
目前，在三元工资制的薪酬体系下，岗位津贴和绩效工资须从课题经费中支出。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就面临着需要不停找课题经费的巨大压力。如果课题经费出现断档，不仅自己的研究小组难以为继，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曾经有一份高校科研日历，基本上从1月到12月，各种的项目申报和工作总结基本排满。
至于课题经费的获取方式，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大多数时候，国人都要忙于应酬。科研人员有时候为了课题、为了经费、为了团队的发展，一样不能免俗。
同时，在我国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之下，职称晋升也是科研人员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这对争取经费、科研成果的数量等等都有很大影响。
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指标还不够明确，反观国外却指标清晰。如英国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主要有四个指标：论文、经费、服务和教学。这四个指标中有两个指标达到考核要求就可以了。
历史性科研人才断档带来的副作用
由于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技术性人才队伍的严重断档现象。
于是，一大批中青年提前进入了科研领军的战壕。如今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大胆使用中青年科研人员，人才断档的历史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这也带来一个弊端：如今，抓住历史机遇的中青年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那后来的中青年该如何发展呢？
和上一代比，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晋升的速度大大地放缓，甚至比正常还要慢，他们遇到了提升的玻璃天花板。
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玻璃钢天花板，如果没有超强的实力，是很难突破这层天花板的。
所以，对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在从心理自我实现的角度看，超过半数的人对本身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或不太满意，其中，一般占46.79%，不太满意占9.43%，还有非常不满意占0.38%。
这也造成了上位者劳累、后进者忧虑的现象。不管是劳累还是忧虑，都是中青年科研人员健康的主要凶手之一。
一项保险调查显示：重大疾病平均索赔年龄是42岁，70后、80后已经成为癌症亲睐的对象！
工作时间过长，睡眠和运动时间短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全良好。”
由于科研工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像常规工作那样遵循规律的上下班时间。
但是，这看似灵活的工作时间，把握不好就变成了没有“下班”时间。
2018年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科技工作者普遍工作时间过长，平均每周工作49.7小时，比2008年的47.3小时和2013年的48.8小时有所增加。以每周工作5天计算，平均每天工作9.94小时，最长超过16个小时。
几乎每一所著名高校的科研实验室，到了深夜也是灯火辉煌，处于奋斗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们由于过多的加班，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只是他们延续生命的需要，完全谈不上生活的乐趣。
工作时间过长影响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随着工作时间失控和延长，工作对家庭更容易发生负面影响。
医学研究显示，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的人，认知能力明显下降，情绪体验也较差，睡眠问题也随之增多。
睡眠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的焦虑状况，科技工作者作为高端脑力劳动者，睡眠质量尤为重要。
调查结果显示，有17.34%的科技人员晚上12点以后入睡，超7成的人存在睡觉不足的问题。
中国科技工作者大多以看电视、玩电脑、读书、听音乐为主要的休闲活动，66.4%的科技工作者有一项或基本不参加运动类休闲活动，仅有8.2%的人有三项以上的运动类休闲活动。
已有研究证明，看电视、读书这一类休闲方式的减压效果并不明显，而是否从事运动类休闲活动，与他们的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
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他们通过挤压有利于健康的运动时间，换取更多的工作时间，长此以往，可能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部分缺陷
也许，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科研是一项高危性的工作。
做科学研究并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到草原上跑一跑，在田间看一看，到民间访一访，这不是科研，这只是调研。
科技工作者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实验室，像是物理、化学、生物学相关专业，必须每天要跟射线、有毒有害化学试剂打交道。
除此之外，一些常见的职业性疾病，在科研人员身上发生的概率也较高。
据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显示：
四成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常见疾病，患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其次是高血压为7.8%、关节炎为7.5%；
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存在长期身体疲劳或腰背酸痛等亚健康症状；
近三成的科技工作者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科技工作者群体中的体育人口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2015年，杭州市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杭州市科技人员中，高血压、颈椎病高出其他人群3倍以上，亚健康的比例达到50%以上，还有易疲劳、神经衰弱和情绪不稳等亚健康的表现。
迄今为止，我国的医疗体系还只是关注一些表面疾病，比如对科技工作者每年体检一次，但表单都是同样的内容，脂肪肝、体重超标、亚健康等等。
没有根据个人情况进行针对性检查，只能发现外在的病，而不能发现潜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发生。
特别是2018年美年健康曝出造假消息后，更是让人们对浮于表面的体检失去了信任。
突然有一天癌症、心脏病等毫无征兆的发作，往往会危及生命。
所以，对于一位又一位中青年专家的离开，我们要做的不能只是悲痛，更要反思，关注科技工作者的健康问题。
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是根本，健全的医疗体系是保障，科技工作者都能在宽松的科研环境、充分的经费保障、先进的医疗条件下，才能保证科研成果。
不然的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来源：募格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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